【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中国政法大学从建校之初，就继承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优良的红色基因。从北京政法学院时期作为“干部学校”性质的办学，到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组建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始终发扬红色传统，不忘社会主义高等院校的办学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特开辟《红色记忆》专栏，挖掘党史中的优秀人物、典型事迹，以传承红色传统，鼓舞士气人心，发扬时代精神。”
（文字 陈睿）198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这份入党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虽年岁较大，但还有一些思维和工作能力，愿为党的宏伟事业贡献我的全力。特申请入党，以偿夙愿。”
这一年，钱端升已经81岁高龄。这是他第四次提交入党申请书，最终，他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心报国，反对内战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出任首任院长，并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一名忧心国事的知识分子，钱端升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国人逐渐觉醒、而世事日渐纷乱之时。他“钻研学术但不忘参与政治”，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职业生涯之余，对现实政治保持高度的关注，毕生都在寻求实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报国的政治理想。
年轻时的钱端升
1926年，归国不久在清华任教的钱端升，为实现其学术报国、参与现实政治的愿望，在好友陈翰笙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原本认同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陈翰笙在李大钊的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并介绍深怀报国之心的钱端升也加入。然而，加入国民党并未能使钱端升离报国理想更进一步，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无能让年轻的钱端升屡屡受挫。1934年，钱端升在担任《益世报》主笔期间，仅半年多时间即发表217篇社论，其中104篇文章都对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批评。尤其在时局热点对日问题上，钱端升以坚定鲜明的抗日立场，直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软弱妥协——这也导致其与国民党当局关系日益紧张，上任不到9月便被迫去职。作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钱端升等人在会上提交“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的议案，呼吁当局广开言路，赋予人民“合法之结社权”，“扩大参政会及省各级民意机关之职权”等，以求胜利之后“竭全力以建设现代之国家”。然而，由于钱端升“大会发言与本党决定不一致，蒋先生甚愤”。
1945年10月1日，钱端升起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与张奚若、周炳琳等署名发出，号召两党党魁“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建议召集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共商建立联合政府。11月25日晚，在钱端升等多位教授的号召下，西南联大等师生召开时事讨论会，要求停止内战。钱端升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突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师生大乱。钱端升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反而提高音量，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随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又制造了“一二·一”惨案，4名师生不幸身亡，数百学生受伤，联大师生罢课抗议。联大校委请周炳琳、张奚若、钱端升三人以校委会名义呼吁学生复课，但钱端升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坚持“先惩凶再复课”。
“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1948年，钱端升正在哈佛大学任教，美国友人劝他留美教书，但他“已经看见了新中国的曙光”，毅然放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优厚的待遇，坚决回国，并拒绝了国民党南下的邀请。返回北平后，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和稳定北大正常秩序尽力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1月，北平解放。10月，新中国成立。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回忆，“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钱端升先生的一生，始终坚持以教书为生，也以教书为业。尽管心怀国家、关心政治，但自哈佛归国后钱端升选择的却是执教学府，致力于法学、政治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并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来自五校的创业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钱端升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的建校筹备工作并担任首任院长，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钱端升自述，“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钱端升在《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这所他曾经付诸太多心血的学校给予了厚望，“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适应了国家形势的要求，实现了人们长期的心愿……我作为政法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以‘满目青山夕阳照’的心情，深信中国政法教育的前景是异常光明的，深信中国政法大学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3年1月，钱端升先生被任命为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此为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状。（图：档案馆）
作为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1954年，钱端升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特别关注宪法文本中关于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并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条款及其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职权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钱端升是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将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分析中国政治的延展，极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空间；作为出色的法学家，钱端升长期致力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在法学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对法治、宪法及国际法等都有深刻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
四请入党终偿夙愿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钱端升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在1952年前，北京大学政治系党组织负责人曾向钱端升表示党对他的信任。据钱端升1980年的入党申请书所述，从那一刻起，便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所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王润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表示“我们要发展钱院长为党员。”钱端升怀着喜悦快慰的心情，于1956年3月1日，正式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北京解放以来，我一直受着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具备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个人才真正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奋不顾身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了使我能够较快地具备这些条件，我请求党更多、更直接地教育我、培养我，我有要求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决心。”
然而申请递交后未有音讯，反右斗争已来。直至1961年，“摘帽”后的钱端升才返回北京政法学院，从事政治学参考资料等教材编写工作。1965年，钱端升当时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教材编写工作刚一放下，钱端升旋即又恳求远赴广西参加基层的四清工作。他借向北京政法学院党委提交报告的机会，再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天不遂人愿，十年动荡随即开始，北京政法学院不久后即遭撤销，入党之事再次搁浅。
晚年钱端升先生
直至1980年，耄耋之年的钱端升第三次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一份长达47页的书面材料，包括家庭出身、就学经历，新中国成立前教书著说、参与政治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与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历程。钱端升钱先生再次表明心迹，“现在，我体力还可以，精神也较前四五年为佳，自审还可有所作为，因特申请入党”。
直至1981年出现了本篇开头的一幕，此时已是钱端升第四次递交入党申请。终于，组织批准了钱端升的申请。值得一提的是，钱端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仍然是他的挚友陈翰笙。
1990年1月，钱端升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这样评价钱端升：“1957年，钱端升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他并未动摇对党的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新的贡献，并在81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7年5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纪念馆开馆（摄影：卢云开）
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法学、政治学的教育和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四请入党”的钱端升，不仅是济世报国、心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名胸怀人民、不忘初心使命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