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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这两个节怎么过

发布时间:2016-03-02

中纪委20天内对“两节”送礼连下禁令 中秋节和国庆节临近,中央纪委一再重申,刹住公款送月饼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中央纪委在近20天内连续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

8月中旬,中央纪委常委会开会提出,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

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坚决刹住“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3天之后,即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调研,提出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中秋节国庆节临近,中央纪委常委会日前强调,纠正“四风”必须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当前,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中秋、国庆两节将近,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大形势下,今年的送礼市场不再似往年一样,“天价月饼”、“金银月饼”等少见踪迹,普通的散装月饼成为商场柜台的主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做客正义网访谈时认为,今年中秋、国庆两节是中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化节日,遏制公款送礼请客等现象的效果,直接检验着这一段时间反“四风”的成效。

“节日腐败”披了一层温柔脉脉的面纱

在正风肃纪的大背景下,月饼市场正回归正常。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别银行、商场专区,仍有天价“金银月饼”变身“百宝盒”,以纯金银打造,外形酷似月饼,并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的方式销售。竹立家指出,“百宝盒”的实质就是腐败,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送礼、人情往来,绝对不会是“天价月饼”,只是感情的表达、礼仪的来往。节日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和腐败没什么联系,只是有些人钻了空子。月饼虽小,影响却很深远,给腐败开了个口子。

“节日腐败”往往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石家庄市桥东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董燕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考虑到平时给有关领导送钱送物有贿赂之嫌,于是便挑选重大节日登门拜访,将贿赂说成是人之常情。

在沈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史超受贿案中,春节期间成为史超受贿的高峰,80%以上贿赂都是在此期间收受的。

抚顺市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大肆受贿,也是从逢年过节开始的。她回忆说:“在我接受的贿赂次数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利用年节机会。”

“节日腐败”的表现形式多样,董燕萍介绍说,送的礼既有现金,也有各种形式的代金券、购物卡、储值卡、会员卡;既有天价时令礼物,也有体积小价值高的贵金属、宝玉石、名人字画、古董收藏、名烟名酒名表等实物。“节日腐败”范围广泛,隐蔽性、渗透性强,表现顽固。

人情往来和“节日腐败”的界限在哪里

不少贪官都曾辩称,节日里收礼不是受贿。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曾这样为自己辩解:“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认定是受贿呢?”

人情往来与“节日腐败”的界限在哪里?文明主要的特点是礼仪,节日期间的相互走动、拜访、请客、送礼是人们之间情感的表达,现在反对的,是用公共资源来请客送礼。竹立家认为,区别人情往来与腐败的界限主要有两条:一是请客送礼的钱必须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钱的来源必须是道德的、合法的、公正的;二是目的必须纯正,必须纯粹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交流。

在司法实践中,人情往来与以“过节”的名义行贿受贿很容易区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洪祥日前在做客正义网访谈时说,第一,行受贿的实质是权钱交易,以“过节”之名行贿赂之实的收礼人须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送礼人谋取利益,而送礼人也是为了当时谋取某种利益,或者在事后表示感谢;第二,一般来说,人情往来讲究礼尚往来,而以“过节”之名的行受贿则是单向的,即只有行贿人过节向受贿人送礼,而受贿人不会回赠同等价值的礼物给行贿人,或者行受贿人之间交换的礼物价值上有天壤之别;第三,从经济角度考虑,行贿人很多都是商人,在商言商,要讲求投入产出比,所以行贿人以“过节”之名的行贿是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或者在获得经济利益之后表示感谢,其所送的礼品与获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

徐洪祥介绍,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许多行受贿犯罪事实都是借“过节”之名完成的。这类犯罪事实一般都是以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包括受贿、行贿、单位行贿、单位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

以公共财政的细化透明来遏制“节日腐败

每逢重大节日,各地纪委都会下发文件,禁止节日期间的不正之风。然而,“节日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如何有效遏制这一“老大难”问题?

“节日腐败”难以根除的原因,除了人情社会原由之外,还在于公共财政预算不够细化,对官员腐败惩治力度较轻,竹立家分析并建议,以公共财政的细化透明来遏制“节日腐败”。

“在当代文明社会,公共财政的公开是遏制腐败非常重要的环节。公共财政必须公开透明。各级人大必须肩负起对公共财政的使用,包括预算、决算、使用过程的监督作用。”竹立家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管理经验,公共财政预算还要细化。公共财政中也有礼仪消费、人情消费,关键是要看合理不合理,合理性的表现就是预算的细化程度,必须把它列入预算,通过预算支付。

与往年不同,在今年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前20天内,中央纪委连续发出禁令,要求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国庆节。

9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欢迎举报“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网址和邮寄地址,欢迎广大群众举报中秋、国庆期间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行为。

竹立家认为,遏制节日期间腐败的效果,直接检验反“四风”成效。董燕萍认为,此次中央频发禁令,旨在进一步强调反腐败要抓好执行力,体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凸显了反腐工作正逐步向细节方面深入,更加注重党员干部小节方面的管束。

链接

为调查“中央倡议刹住两节送礼风”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网民中的反响,人民网联合北京清研灵智和优数研科两家信息咨询公司,采用网络调查系统对实名受访者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1062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单位在节假日公款送礼行为属于“风气不正,作风不良”,还有三成认为这是浪费陋习。受访者认为党政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是此类行为的高发地,在“送礼现象哪里最普遍”问题中,三者分别得票79.7%、74.0%和63.9%。

超过76%的受访者对于抓住时间节点围堵不正之风的做法认为是“好倡议”并持支持态度,但仍有3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单位今年仍会有公款送礼现象,和往年差不多。还有接近四成受访者认为,公款送礼现象虽然会有,但会比往年少很多,认为会比往年严重的人只占16.2%,表明了中央举措在群众信心上引发的逐步转变。

在“刹住公款送礼风”的具体举措上,得到最多票数支持的方案分别是“处分公款送礼者,单位领导担责”、“加强审计,发现按腐败论处并向社会公布”和“加强社会监督,尤其是媒体监督”,三者得票均超过70%,体现出群众心目中反对不正之风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和外部监督。除此以外,包括加强自查和上级审查、加强廉洁自律等其他措施也都得到了至少四成以上的票数支持。(全森)

中纪委20天内对“两节”送礼连下禁令 中秋节和国庆节临近,中央纪委一再重申,刹住公款送月饼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中央纪委在近20天内连续对“两节”送礼发出禁令。

8月中旬,中央纪委常委会开会提出,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

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坚决刹住“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3天之后,即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调研,提出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中秋节国庆节临近,中央纪委常委会日前强调,纠正“四风”必须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当前,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中秋、国庆两节将近,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大形势下,今年的送礼市场不再似往年一样,“天价月饼”、“金银月饼”等少见踪迹,普通的散装月饼成为商场柜台的主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做客正义网访谈时认为,今年中秋、国庆两节是中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民间文化节日,遏制公款送礼请客等现象的效果,直接检验着这一段时间反“四风”的成效。

“节日腐败”披了一层温柔脉脉的面纱

在正风肃纪的大背景下,月饼市场正回归正常。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别银行、商场专区,仍有天价“金银月饼”变身“百宝盒”,以纯金银打造,外形酷似月饼,并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的方式销售。竹立家指出,“百宝盒”的实质就是腐败,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送礼、人情往来,绝对不会是“天价月饼”,只是感情的表达、礼仪的来往。节日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和腐败没什么联系,只是有些人钻了空子。月饼虽小,影响却很深远,给腐败开了个口子。

“节日腐败”往往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石家庄市桥东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董燕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考虑到平时给有关领导送钱送物有贿赂之嫌,于是便挑选重大节日登门拜访,将贿赂说成是人之常情。

在沈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史超受贿案中,春节期间成为史超受贿的高峰,80%以上贿赂都是在此期间收受的。

抚顺市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大肆受贿,也是从逢年过节开始的。她回忆说:“在我接受的贿赂次数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利用年节机会。”

“节日腐败”的表现形式多样,董燕萍介绍说,送的礼既有现金,也有各种形式的代金券、购物卡、储值卡、会员卡;既有天价时令礼物,也有体积小价值高的贵金属、宝玉石、名人字画、古董收藏、名烟名酒名表等实物。“节日腐败”范围广泛,隐蔽性、渗透性强,表现顽固。

人情往来和“节日腐败”的界限在哪里

不少贪官都曾辩称,节日里收礼不是受贿。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曾这样为自己辩解:“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认定是受贿呢?”

人情往来与“节日腐败”的界限在哪里?文明主要的特点是礼仪,节日期间的相互走动、拜访、请客、送礼是人们之间情感的表达,现在反对的,是用公共资源来请客送礼。竹立家认为,区别人情往来与腐败的界限主要有两条:一是请客送礼的钱必须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钱的来源必须是道德的、合法的、公正的;二是目的必须纯正,必须纯粹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交流。

在司法实践中,人情往来与以“过节”的名义行贿受贿很容易区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洪祥日前在做客正义网访谈时说,第一,行受贿的实质是权钱交易,以“过节”之名行贿赂之实的收礼人须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送礼人谋取利益,而送礼人也是为了当时谋取某种利益,或者在事后表示感谢;第二,一般来说,人情往来讲究礼尚往来,而以“过节”之名的行受贿则是单向的,即只有行贿人过节向受贿人送礼,而受贿人不会回赠同等价值的礼物给行贿人,或者行受贿人之间交换的礼物价值上有天壤之别;第三,从经济角度考虑,行贿人很多都是商人,在商言商,要讲求投入产出比,所以行贿人以“过节”之名的行贿是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或者在获得经济利益之后表示感谢,其所送的礼品与获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

徐洪祥介绍,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许多行受贿犯罪事实都是借“过节”之名完成的。这类犯罪事实一般都是以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包括受贿、行贿、单位行贿、单位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

以公共财政的细化透明来遏制“节日腐败

每逢重大节日,各地纪委都会下发文件,禁止节日期间的不正之风。然而,“节日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如何有效遏制这一“老大难”问题?

“节日腐败”难以根除的原因,除了人情社会原由之外,还在于公共财政预算不够细化,对官员腐败惩治力度较轻,竹立家分析并建议,以公共财政的细化透明来遏制“节日腐败”。

“在当代文明社会,公共财政的公开是遏制腐败非常重要的环节。公共财政必须公开透明。各级人大必须肩负起对公共财政的使用,包括预算、决算、使用过程的监督作用。”竹立家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管理经验,公共财政预算还要细化。公共财政中也有礼仪消费、人情消费,关键是要看合理不合理,合理性的表现就是预算的细化程度,必须把它列入预算,通过预算支付。

与往年不同,在今年中秋、国庆两节来临之前20天内,中央纪委连续发出禁令,要求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国庆节。

9月1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欢迎举报“两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网址和邮寄地址,欢迎广大群众举报中秋、国庆期间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行为。

竹立家认为,遏制节日期间腐败的效果,直接检验反“四风”成效。董燕萍认为,此次中央频发禁令,旨在进一步强调反腐败要抓好执行力,体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凸显了反腐工作正逐步向细节方面深入,更加注重党员干部小节方面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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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查“中央倡议刹住两节送礼风”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网民中的反响,人民网联合北京清研灵智和优数研科两家信息咨询公司,采用网络调查系统对实名受访者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1062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单位在节假日公款送礼行为属于“风气不正,作风不良”,还有三成认为这是浪费陋习。受访者认为党政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是此类行为的高发地,在“送礼现象哪里最普遍”问题中,三者分别得票79.7%、74.0%和63.9%。

超过76%的受访者对于抓住时间节点围堵不正之风的做法认为是“好倡议”并持支持态度,但仍有3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单位今年仍会有公款送礼现象,和往年差不多。还有接近四成受访者认为,公款送礼现象虽然会有,但会比往年少很多,认为会比往年严重的人只占16.2%,表明了中央举措在群众信心上引发的逐步转变。

在“刹住公款送礼风”的具体举措上,得到最多票数支持的方案分别是“处分公款送礼者,单位领导担责”、“加强审计,发现按腐败论处并向社会公布”和“加强社会监督,尤其是媒体监督”,三者得票均超过70%,体现出群众心目中反对不正之风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和外部监督。除此以外,包括加强自查和上级审查、加强廉洁自律等其他措施也都得到了至少四成以上的票数支持。(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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