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2020年中国政法大学位列政法类高校第一，蝉联最好法学学科排名榜首
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当前法学、法律界，特别是高等法学教育领域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和职责
中国政法大学一些青年教师的“出圈”，使大家对稍显高冷、理性的法律有了新认识，法学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兴趣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涂铭 吴文诩 马晓冬
巍巍学府，苒苒风华。
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由此开篇。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中国法学教育翻开新的篇章。
七十载风雨兼程，一代代法大人秉承“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校训精神，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活跃在国家法治建设最前沿，奋进在国家高等教育最高端，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国家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法学研究和法治理论创新的主阵地。
据统计，建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优秀人才30多万人，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名师、政法英才。同时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引领了国家法学教育的创新、法学理论的革新和法治思想的更新，创造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有深远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凝心聚智，再创辉煌。迈入新时代，如何继续肩负起引领中国法学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大使命，《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5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第三届法大人马拉松赛现场 中国政法大学供图
发展法学学科服务全面依法治国
《瞭望》：法学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牌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请介绍法学学科在当下中国的历史使命。
马怀德：在当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的历史使命主要聚焦在三方面：
一是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学学科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创造新理论，或者发展理论。
二是持续不断培养人才，产出最重要的人才成果。现在大部分法学学科力量，实际上都承担着这个使命，即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战略。法学学科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法学学科发展，特别是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回答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法学学科也要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
这种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要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整个法学学科向新的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战略方向去发展。
《瞭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科经过数十年发展取得哪些成效？
马怀德：我觉得可能有三方面。
一是学科实力得到彰显和提升。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获得A+的好成绩。
二是学科结构越来越合理。我们的法学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基本覆盖教育部法学一级学科目录内的所有二级学科，甚至包括像军事法这样的学科。各个学科中，基础学科传统就很强；新型交叉学科已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潜力。
三是通过学科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招生规模每年已达330人——这是什么概念，1990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时，全校每年就招3个博士生，现在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相当于那时的100倍以上。
实行“四个首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瞭望》：你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近30年，这些年学校发生了哪些突出变化？
马怀德：我是2019年5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之前我的同事们、前辈们、老师们已为中国政法大学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学校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好。
在新的深化教育改革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又做了一些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为实行“四个首次”。
第一是直博制度。本科生可以通过推免直接攻读博士，这种制度在有些高校已经实行，但我们学校是第一次。
第二是本硕连读、贯通培养。在7个专业实行贯通培养，没有意外的话本科生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
第三是跨校培养。我们跟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给学生颁发学士学位，这在学生中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第四是允许法学以外学科专业的同学，成绩好的可直接转到法学学科，打通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让校内资源共享，让学生的选择面更宽。
《瞭望》：你认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应注重什么？
马怀德：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使我们发现，法治人才培养必须注重两个“结合”。
一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培养的法治人才不懂实践、不关注实践，不能将法学知识和理论应用于实践，人才培养就是不成功的。
二是法学和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要培养高端法治人才，仅仅懂法学是不够的，还应懂得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比如经济的、管理的、科学技术的，而且能融会贯通，成为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
扩充法律“工具箱”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瞭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中国的法学学科建设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和新机遇？
马怀德：我们面临的国际法律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个别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推出各种法案，或发布实体清单制裁中国，我们也需要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扩充法律斗争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主要指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重要的所指是人才。如果没有会使用工具的人也不行，所以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当前法学、法律界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和职责。我们经常讲，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治理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瞭望》：中国政法大学在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上有哪些创新探索？
马怀德：2020年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的语言类本科毕业生通过推免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主要是国际法和比较法方向，通过这种方式培养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高精尖人才。
今年我们还跟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署了一个协议，两校决定共同培养法学+英语联合学士学位的学生，2021年开始招生，两校各招生15人，总计30人。
该项目实行单独的培养方案，分别在两校完成主要的法学和英语课程教学任务。符合两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我们授予联合学士学位；经考核合格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推荐资格，攻读学校的国际法学（涉外法治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这一探索汇集了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优质资源，实现了两校学科专业的强强联合，是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挑战下，我们大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创新做法。
与时俱进引领人才培养回答时代之问
《瞭望》：未来你将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往哪些方向发展？
马怀德：一所大学的发展成长方向是由它的历史与传统决定的。
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之初，新的政权刚刚建立，迫切需要一大批优秀政法骨干人才，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提供系统的培养和教育，所以国家就在原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大学的基础上，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力量抽离出来，组建北京政法学校，用来专门培养优秀的政法人才，为新中国的法治初创事业提供人才基础，这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历史和传统。
进入新时代，学校既要继续为国家法治事业提供优秀人才，还要理清发展思路，让培养的优秀人才符合时代需要、社会需要、代表法治前进方向。
《瞭望》：你认为当前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的时代需要和社会需要是什么？
马怀德：最突出的时代需要是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后，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立足已有历史传统，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优秀法治人才，同时产出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
最突出的社会需要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5G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技术及其运用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均产生巨大影响，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需要在学理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指导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健康发展。
《瞭望》：围绕新的社会需要，中国政法大学在培养法治人才上做了哪些新探索？
马怀德：今年6月我们刚成立数据法治研究院，在此之前，我们还在2019年将数据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进行培育建设，2020年我们又申请数据法学为法学目录外二级学科获教育部备案，2021年3月我们还引入16位国际专家的“数据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并获教育部、科技部批准，2021年5月我们又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建“智慧法治联合实验室”，这些都是我们为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变化推动的新探索。
此外，2016年我们还设置法治信息管理专业，这是工学和法学相结合的专业，那些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可以通过推免或考研的方式进入法治、数据法治研究领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深造，满足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
青年教师“出圈”普法拉近法学与生活关系
《瞭望》：近年，中国政法大学一些优秀青年老师以独特方式“出圈”，带火了法学。你怎么看法学与生活的关系？
马怀德：法学专业能够在社会得到认可，并且吸引力逐渐增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一方面，这种现象跟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有密切关系。我们党重视法治，国家重视法治，这样一来，过去法学于大众而言，可能是陌生的、有隔膜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跟老百姓拉近距离，而且大家相信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有希望，建设法治社会非常有必要。
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跟我们教师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关。这两年我们有青年教师在各类媒体发声，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出圈”，实际上带火了法大的法学专业，使大家对稍显高冷、理性的法律有了新认识，好像它就在身边。法学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兴趣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优秀教师，能够在宣传法治、全民普法同时，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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