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午后小憩醒来，几个微信群和朋友圈都在转发我不愿看到的消息：江平教授于12月19日12时28分在北京逝世。连续几日，思绪漂浮，和江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时涌上心头。

初闻江老师的大名，应该是在北大上研期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天进入北大，蓟门桥春天的故事自然也会传到燕园。初次见到江老师，则已是2001年的春天，那时我差不多能算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准博士生，在广州远距离聆听江老师的讲座。

我入学中政不久，江老师被聘为终身教授，也是我们授课老师，因而我们有幸近距离接受老师的教诲，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忙，有时上午刚在哪里仲裁一个案子，下午赶来给我们讲课，晚上还要坐飞机去外地。尽管忙碌如此，但老师总不会耽误授课，也会把最新的立法资料推介给我们。记得有次我借资料给大家复印，江老师认真交代：“借是可以，但是你要还给我。”我觉得有些好笑，我，怎敢不还呢。

其实，江老师不是我的导师，以我的个性，本来也是不敢借的。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我被指派为那届民商法博士生的联系人，所以多了一些和老师联系的理由，久而久之，混了个脸熟，也因为老师的宽厚，给了我勇气吧。记得读博期间，学院给民商法学生开了一个自修室，有次我去值班，恰逢江平老师和吴敬琏老师晚上要在学校讲座，晚饭后，老师在办公室休息，我敲开老师的门，询问老师还有没有票，老师摇晃着头说：“哎呀，我也没有票啊。”那声音、那神情，多年之后依然鲜活如昨。非典疫情期间，23届博士生的答辩是不对外开放的，我因拍照给大家留念，有机会参加旁听，更近距离感受老师的为人风格：何时该褒扬，何时该鼓励，什么叫点到为止。

和江老师交往的往事，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都是从中政毕业之后。去日本访学之前，我打电话告诉江老师，老师主动询问我是否需要推荐信，我告诉老师对方要求是指导老师推荐，我已经请导师方流芳老师帮忙写好，以后有事可能还会劳烦老师，江老师痛快答应。几年后，我真的又要麻烦江老师推荐了。从日本回来，我申请沪上一所高校的教职，需要两份推荐信，自然又想到江老师，毕业已有几年，我很有些怯怯地给老师电话和介绍自己，老师一如既往地痛快应承，在说好周末去他家取推荐信时，我因为当时住在江苏一个县城担心能否及时买到机票略有迟疑，老师连声追问我是不是不在北京，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老师竟然毫无迟疑地坚持将签名的推荐信寄给我。尽管这次求职以失败告终，但老师的恩情毕生难忘。

重入教坛之后，承蒙北航法学院的邀请，我有幸多次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与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再次聆听江老师的教诲，每次见到老师慈祥而坚毅的面容，听到老师富有特质的浑厚声音，心里总会平添几分踏实。

江老师辞世的消息让这个萧索的冬天更增寒意，但回忆与老师交往的点滴却是浓浓的暖意。江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就像音乐家莫扎特一样，历经磨难的老师传递给我们的更是温暖和快乐。博士毕业论文后记中，我曾写得：“感谢江平老师。从闻江老师之名，到闻江老师之声，再到有幸在课室里听江老师讲课，走过的是几乎和自己法学学习生涯相近的岁月。对于江老师，或许任何赞誉嘉言都是多余，只是每闻其言其行，我总是告诫自己：在这个日益实利和浑浊的世上，还有些东西值得坚持。”生也有幸，遇到江老师和数位良师，给予我纯正的精神滋养，我会带着善良、温暖和正直继续前行。

敬爱的江老师，您安息吧！

作者：胡文涛，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