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献，从而得到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雷洁琼《我的幸福观》
尽管中国政法大学格物楼大厅里那幅雷洁琼先生的绣像是那样的慈祥，我们对于她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事先仍有许多主观又模糊的预设。在今年暑假首都大学生记者团寻访中共成长历史之际,为了探寻一个真实的雷洁琼先生,以表达对这位曾在政法大学担任过副教务长并对学校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人的缅怀，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在小巷里找到了曾和雷洁琼先生在四合院里做过多年邻居的张效文先生家,听他回忆雷洁琼先生生活中的那些小事儿。
锣鼓巷里，陋室难掩光辉
雷洁琼先生身为国家领导人，从传统逻辑来看，她的生活条件却显得与之“不太相称”。
1980年时，雷老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还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却已是在一个有19户人家的大杂院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那时候，雷先生一家六口只住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比一般市民宽裕一点。张效文先生的夫人说，“那时一下雨雷先生的屋子里也会漏雨,她还经常找我借盆子接水呢”。雷先生逝世后《人民日报》撰文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报道里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雷洁琼的居室洁净简朴，陈旧的木地板已经脱色起皮，几把年久的椅子摆放在房间的四周，墙壁上挂着一些简单的字画，而房间里竟然连一张像样的茶几都没有。“她家里除了书，只会摆些别人送的礼物，”雷先生的一位学生回忆道。曾有一位记者到雷先生家采访，感慨地表示来时以为走错了门，没想到人大副委员长的家竟是这样简朴。这位曾致力于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知名学者，就生活在这样简朴的房间里，不由得让人顿生感动。事实上，有关部门曾提出要给她换套更大的房子，可是雷先生推辞了，她回复说：“住惯了，住大了也没有意义”。
向阳院内，“领导”平易近人
在那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因为工作到太晚而不能回家的张效文先生怎么告诉母亲以免老人担心成了让张老师头疼的一件事儿。无奈之下，张效文老师只能向家里安装了电话的雷洁琼先生求助，请雷先生去他家告诉母亲一声。每次接到电话，雷先生总是会认真传达。几次以后，张老师的母亲责备他：“雷教务长是国家领导人，怎么能老劳烦她做这些事儿呢？”可雷先生从不觉得麻烦，她用自己善良的心抚慰了一位曾在饥荒年代讨饭养育孩子的母亲焦虑的心。张效文老师感慨地说：“大家都说她是讨饭老太太的勤务员……”
有一次雷先生探亲路过杭州，竟然还特地买了一盒“杭州藕粉”回来送给张老师的母亲，老太太接到藕粉，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这也让张效文老师感动不已。
雷先生也很喜欢小孩子，大杂院里学龄前儿童、小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她门口打闹喊叫，她从没有表示过丝毫的厌烦，反而常常爱逗着小孩玩，还经常给“大杂院”里的孩子们带些糖果、手绢儿之类的小礼物，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雷奶奶”。它赠钱给孩子买课外读物和小人书，假期时在院里办起小阅览室供孩子们读书，孩子们高兴极了。
曾有同院的一个教师患脉管炎全休在家，雷先生对他问长问短，十分关怀。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治疗脉管炎的药方，便立即告诉了这个教师。教师没有这份报纸，第二天下班回来，雷老便将那张报纸送到教师家，这个教师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等雷先生走后，他一遍又一遍的说：“人民的好市长！人民的好市长……”
那般谨慎，成就伟大人生
守时，是雷洁琼先生又一个让张效文老师印象深刻之处。即使是在锣鼓巷向阳院里开大杂院的居民会，雷教务长也总是拿着小板凳第一个坐在开会地点等着其他人过来。在政法学院也是，上班的时候她从来没迟到早退过，学校里面开会她也很准时。“我觉得全国的领导干部都得向他学习”，张老师感叹道。对比那些开会故意晚到的所谓的高官，他们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做法高低可见。多年以后，时光总会抛掉那些肤浅与大架子,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雷洁琼先生却会一直在人们心中……
而认真细致的作风，又在那些再微小不过的事儿中熠熠闪光。街道布置的各项任务，雷先生总是按要求完成。该她值班算水电费，她从不马虎。有一次，她感到算得不够准确，还特地请了一个懂会计的同志帮她算，分文不错的公布出来。事儿的确挺小，可这是雷洁琼先生性格品质的最朴实而又最真挚的折射。
蓟门桥畔，育人不辞辛劳
1953年，北京政法学院新校舍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学校周围还有一些稀疏可见的村落，每当清晨黄昏，步行到背面的黄亭子（地名）一带的土城上，就可以看到云霭重重，炊烟四起，朦朦胧胧，自然如画。然而这些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了，那种自然景色也不复存在了，只有那刻着“蓟门烟树”四个大字的碑石孤独的矗立在黄亭子一带土城的顶端。而回顾雷洁琼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唯有她在这“蓟门烟树”旁的那二十年是少人提及的。1953到1973这二十年间，社会在变化，生活其中的人也随波起伏。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的雷洁琼同样不能幸免。
雷先生当年讲过《婚姻法》，她的课都是大课，一直都是在礼堂上的，后来还办了很多讲座和宣讲活动，每次都有很多人去听。除了做学术研究，作为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的雷洁琼对学校的行政事务也十分尽心尽力。1956年年底，雷先生与钱端升校长、李进宝先生一起参加了在紫光阁召集的北京高校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共同向周总理谈到校舍紧张的问题，周总理当即答应责成有关方面抓紧解决，后来才有了坐落在西土城路25号的教学楼主楼。
作为一位学术前辈，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雷老总是热情真诚的关心、帮助学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国政法大学侨联副主席陈志平回忆了自己刚刚回国做教授时的经历，那时候雷老主动找他谈话，鼓励他以国家需要为自己工作的目标，他说：“当时雷老问了我几个问题，感觉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并且非常关心青年教师。”
可是，这不平静的二十年中接二连三的各种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雷洁琼先生当然也无法逃脱。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上级曾明确指示，学院的8位老教授可以留在北京不下放劳动，但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主动要求陪同干部、教师一同下去锻炼。直到1972年雷洁琼先生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调回了北京，调任到北京大学教书。
文革结束后，张效文老师有一次遇到雷先生问她：“雷教务长，你什么时候回政法学院呀？”雷先生无奈地表示，还得听从国家的安排。
从张效文老师家出来，我们的心中装满了一个伟大的老人温暖而平凡的生活故事。有时候,我们纪念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和这个国家的兴亡有密切关联的人，也可以不用生硬的政治字眼为她冠以圣人的词汇,我们只需在心中温暖的记得，有那么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曾来过我们今天学习生活的校园，并且因为这份温暖的记得，因为这份精神的传承,每一个法大人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温暖，更勇敢。
♦记者手记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就是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进步政治组织一次次的活动中，共同的理想追求，使热血沸腾、爱国有志的一对年轻知识分子雷洁琼和严景耀走到了一起。那样的时代，他们的爱情中或许少了几笔浪漫的色彩，但却多了一份独有的轰轰烈烈。之后的风雨岁月里，他们始终携手并肩，竭诚尽力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着聪明才智。不追求荣耀，他们过着简单质朴但又充实幸福的生活，有些简陋的居室里时时充满着独有的温馨与平和。
雷洁琼先生的丈夫严景耀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1927年为获取犯罪第一手资料，曾到京师第一监狱做一名志愿犯人，亲尝铁窗风味。与雷先生一同在政法学院授课时，主讲犯罪学。
“人家这种夫妻关系全国没有，从来没见过他们两个人吵架，特别团结”，张效文老师回忆时的语气中满是敬佩。每次两人一起上班，进到办公室之前，总会细心的为彼此扯一扯衣角，整理整理着装，这个习惯浸润了他们彼此的深情。在那一瞬间，她不是国家领导人，他不是那位犯罪学家，只有彼此，才是眼中唯一的风景。
年轻时代的报国梦使雷洁琼与严景耀先生是先节育后结婚，这份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深深印证了他们的感情。尽管世事变迁，爱情不会沧桑，他们在为这个国家奉献的同时也用心守候了自己的爱情。然而，让人倍感遗憾的是，陪伴了雷老35年的严景耀先生在1976年1月12日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而雷先生却始终奋斗着，带着严景耀先生的志向与梦想，直到10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