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名片：朱明哲－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题目：《韦伯官僚制理论中合理性与自由之张力研究》

颁奖词：文章从韦伯对自由的理解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法理型统治对合理性的追求压抑个人自由的原因。材料丰富，论证严密，语言流畅，见解深刻，呈现出作者良好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

本文作者关注政治，思考哲学，热爱法学，他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与人生意境中追求个人修养之提升、追求思想学问之增进。生活中的他散发着宛如古典音乐的高雅与淡定，亦不缺乏摇滚般追求“美丽新世界”的精神疯狂。

文章摘要：韦伯理论中的官僚制作为法理型统治的代表形式，不但要求个人服从其规定，更要求个人将其规定的内容接受为“合理的”。当个人无法接受规范的“合理性”或者规范的目的的时候，服从的要求便侵犯了个人的自由。韦伯认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被官僚制制度化，到那时，便没有个人自由存在的空间。这是因为韦伯把个人对规范背后的价值的接受作为自由的前提。最后，本文将指出韦伯对解决这一难题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他把自由主义文化的衰落作为现实予以接受，而拒绝采取非自由主义的手段去予以维护，以至于他无法想象祛魅的世界中个人如何能服从规范却自由。

获奖感言

这个奖项肯定的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学界对整个理论史研究的重新认可。我们的理论史研究总是花费很多精力来回应对它存在意义的怀疑：古人的想法——哪怕是针对实践提出的，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什么意义呢？可是，这一怀疑对理论史研究不会构成太多的威胁。理论史并不仅仅让人们了解有哪些问题得到了研究，又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还要为理论家展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学科的图景，并且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没有理论史就没有理论。德国哲学家洛伦茨•克鲁格甚至早就写过一篇类似“哲学史礼赞”的文章，指出哲学史向来与科学史密不可分，失于把握哲学的理论必将导致对科学历史的无知，其后果就是人们无法理解科学和技术、无法理解现代的生活。

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斤斤于片段，而忽视对某种理论全面的思考。韦伯在理论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其官僚制理论更是长期占据着各种关于组织的理论的教科书中重要位置，有时也成为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所批判的对象。在学习组织理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现代组织理论都是在韦伯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而当今极富影响者，几乎都是对根深蒂固的官僚制的修正和批判。只是，这些研究不恰当地忽视了探究理智和个人自由在韦伯理论中恰当含义的重要性。很多批评者只是不切题地说官僚制无法实现其对效率的追求，却不去考虑韦伯到底是否在乎效率的高低。只要官僚制所重视的是可控制性而不是工作的结果和成本，这样的批评就算可以提供一个不同于官僚制的组织理论，也绝对不能说对韦伯构成了实质性的批评。同样的道理，韦伯其他的批评者——如哈贝马斯——则并不是在攻击韦伯的实质性理论，而是借助对可控制性的信念来阐发现代性危机，并以“六经注我”的态度构建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两种研究者而言并不关心韦伯究竟通过那些看似散乱的片段说些什么。

或许这是因为韦伯处于理论史的一个尴尬位置。他是承前启后者。他批评过去的时代，展开新的时代。但是，他和过去的关系被有意割裂，而他的后代人做得比他更细致和雄辩。我们无法对一名几乎在40岁就停止学术工作的人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了。

可是对韦伯的阅读越深入，我便越体会到那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韦伯自己早就先知般地意识到官僚制对个人自由的可能威胁。所以，学术界有必要对这一维度进行省察，否则，我们就很难知道批评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在写下这篇文章最后一个句点时，耳机里传来的是马勒《a小调第六交响曲》悲剧性的旋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和最伟大的思想家，竟然在那样一个深夜，在我这个肤浅、轻薄的个体中相遇。不知他们是否曾经晤面，但韦伯与马勒确实有着大量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实验性、也都浸润着动人心魄的伤感，他们都目击了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文明的衰亡，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优秀学生、却又被认为通过开创新世纪为古老的传统奏响挽歌，就连他们精神状态的发展也有着惊人的一致。还记得我从图书馆那多少有些寒酸的藏书中找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帕森斯译本时，寒风正卷着雪花扫过京城。而完成时，透过窗户已经可以看到河边的柳树抽出嫩绿的新芽。拙文恰产生在严寒刺骨的冬日，其内容又是韦伯理论中如此悲观的一个面向，怕也是一个有趣的偶然。只是，我也不愿意看到韦伯所预言的漫无边际的寒冬，却更希望100年来思想家的努力能够为人类自由指出一个生机勃发的春天。若这一尝试已经成功，吾侪必捍卫之；否则，必将孜孜以求，未敢懈怠。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思想史上璀璨的星辰可以指引今人探索的方向，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重新定义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合理性，以及幸福。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只有非凡的勇气和奉献精神能陪伴我们开荒奠基。

所幸，在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师友一直给予我关怀和帮助。首先需要感谢的是政管院刘柏志博士，他的意见和鼓励对我帮助良多。还有我的导师舒国滢教授，他的热心让小文有机会得到两位韦伯研究专家的点拨。当然，我还要感谢那些帮我搜集和复印资料的同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校图书馆的骨感。最后，非常感谢三轮审稿的师长，忍受我这篇冗长而琐细的文章。

当然，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相比澄清认识中的各种混沌，学说史的研究最吸引人者，莫过于那些远去的声音，仍然能为后人提供充满智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