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正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上，一张不大的合影照片在一众颇具历史印记的文物图片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6名学者模样的人端端正正一字排开，身后是“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的海报。

此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展品是天龙山第八窟主尊佛首。这尊佛首曾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春晚而引发公众关注。在业界，由我国法律团队参与发起的关于石窟寺文物追索返还的《天龙山倡议》，则闯出了海外追索文物的另一个维度。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流失文物追索研究团队的“队长”，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深知推动流失文物回归的系统性和复杂性。19年前博士毕业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时，霍政欣从没想过，有一天他的名字会一次次和“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联系在一起，更没想过一批批涉外法治人才在这个团队里经历、磨炼、成长。

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

“对不少中国人而言，2009年寒冬可能是在血脉偾张的狂热与激荡起伏的情绪中度过的。因为世界知名的拍卖公司‘佳士得’选择在这一年的2月23日至25日在法国巴黎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

霍政欣在一部专著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2009年兽首拍卖事件中，我国追索文物的道路为何显得如此艰难？追索面临的法律障碍和困境究竟是什么？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将研究领域从国际私法慢慢延伸到国际公法。”霍政欣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研究方向吸引了一批批年轻的国际法学院研究生的加入，他们在一次次承担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任务的法律实践中不断成长。先后有四五十名学生带着这段难忘的实战经历，从团队中走出，走向更广阔的涉外法治领域。

2018年，还在南京大学法学专业读研究生的笪弘宇关注到了霍政欣的团队。2020年7月7日，正在法国留学的笪弘宇从当地媒体获得消息，两本《永乐大典》手抄本在法国被拍卖。“面对这么多海外流失文物，我想用自己的法学知识为文物追索作一份贡献。”次年，如愿考取霍政欣的博士生后，笪弘宇逐渐成长为流失文物追索研究团队的骨干。

从最初一个人单打独斗，到2010年逐渐汇聚成一个团队，再到如今团队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霍政欣始终将“兴趣与责任”作为选拔队员的标准。

国际法学院2022级硕士生翟子玥最初就是带着对艺术文化的浓厚兴趣加入了团队。接触到追索项目后她才明白，涉外法治的实战没有风花雪月，只有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当国家文物局有海外文物追索项目下来，团队的任务就是在规定时间内给出法律文件，为追索律师团队提供法律和理论支持。“通常会给一周时间拿出法律文件，但短的只有72小时。”霍政欣举例说，某个国家查获一批疑似中国海外流失文物，会按照当地法律进行暂扣，如果暂扣时间只有72小时，而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没有拿出相应依据提出追索主张，对方就只能对这些文物予以放行。

这种情况下，线上线下的共同攻关就成为团队的常态。在教师带学生、博士带硕士、老生带新生的传统下，一部分学生组成文物组，负责核实文物身份属性并提供依据；一部分学生组成法律组，分头研究对象国现行法律、过往法律及相关国际公约，提出追索诉求。

“每完成一个项目，这段经历都会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盘桓很久。感觉参与这些项目特别有意义，也是在逼着自己成长！”翟子玥说。

一场一波三折的诉讼

2023年3月7日下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及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案，评价称该案开创以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新途径。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案的诉讼可谓一波三折。

自北宋元祐年间开始，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始终供奉于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林氏宗祠普照堂上。1995年，该佛像被盗后非法出境。2015年3月，从荷兰购得该佛像的奥斯卡委托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公开展出这尊佛像。福建省文物部门鉴定确认展出佛像是丢失的普照堂肉身坐佛像。

2015年12月、2016年5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以文物所有人身份分别在福建三明市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针对同一请求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归还坐佛像。霍政欣带领团队对案件所涉中国法、荷兰法和国际法问题开展了细致的研究，并向荷兰法院提交了法律意见。虽被荷兰法院以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但村民委员会在随后的国内诉讼中胜诉。该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2年度十大案件”。

如今已经是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的余萌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团队成员根据各自擅长领域的不同承担国内法、国际法、国别法、文博拍卖鉴定等相关任务。按照科学流程，从接受委托到案情画像，从形成初稿到最终确定法律研判意见，从前期以头脑风暴形成初步思路和方案，到后期调整完善，讨论会都要开上几轮。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案历时7年之久，在这场追索“接力赛”中，团队中许多研究生早已毕业，有的已投身法学教学科研一线，又有“00后”研究生加入团队。一批批研究生在这段历练中找到了专业方向。“我的一个博士生专门研究对日文物追索的法律问题，现在已经出版专著了。”霍政欣言语中透露着欣慰。

在风雨中勇往直前

2014年9月，在敦煌举行的“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该宣言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这是中国首次在文物返还领域主导制定的国际性规则，为破解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难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与法律条件。

作为该宣言的主要起草人，霍政欣坦言，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这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的必然趋势。

“在参与海外文物追索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余萌说。在参与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过程中，如何打破学科藩篱，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合作？这给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高标准。

所幸，学校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还存在知识体系单一、复合性不强、人才培养阶段割裂、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之间存在体制壁垒等问题。”该校教务处处长汪海燕坦言，学校大力创建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就是要解决几个“协同”问题：一体贯通培养的育人协同、优势资源互补的院校协同等，其中就包括拆除学科专业藩篱的专业协同。

2012年，教育部批准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自2013年起，中国政法大学开设“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全球治理法律人才。2021年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开设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培养班，在学制上打通本硕，学生可以突破专业限制，跨专业修读课程。

在学校、学院的支持和帮助下，从本科“国际私法”课程到研究生“文化遗产保护”课程，霍政欣团队的鲜活案例也出现在了课堂上。

“之前在书本上接触到的案例比较新的也是两三年前的，而在霍老师的团队里，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最新、最真实的案件。”团队博士生佟瑞婷说。在余萌看来，追索相关研究中，团队在新领域强化学习，以实践反哺理论，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

如今，团队中的几个年轻人运营了微信公众号“跨境文物返还法律与政策动态”，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意识。或许，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他们从不踯躅，毕竟，经历过风雨后，他们不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