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三月，芳菲盛，万物生。3月20日春分，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家中，新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向《方圆》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法史人生。

尽管已是94岁高龄，但张晋藩精神矍铄，腿脚灵便，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好，谈及过往神采飞扬，记者仍能在交谈中感受到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与魄力。

70多年里，张晋藩把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法律史学，贡献给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人、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他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是历史，面对的是现实；中国法律史学的生命力之一，就在于为现实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他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他是第一批将法治课讲进中南海的法学家，更是让中国法律史学走向世界的人。

在中国法律史上，张晋藩做的是“但开风气”的工作，却自谦“不为先”。“不自满、不偷懒”是他做学问的座右铭。

“我多次鼓励自己的学生要赶超老师，这样法律史学才能发展，但我也郑重告诫他们，赶超老师并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努力前进！”张晋藩向《方圆》记者笑称，他是永不退休的教授。

举着“12倍镜”研究法律史

（2024年3月，94岁高龄的张晋藩接受《方圆》记者采访 摄影 方圆记者 张哲）

在张晋藩家里，一间几平方米的小书房是他畅游学术的天地，一摞摞“花脸”书稿摆满书桌。尽管在2002年患上黄斑病变后视力极差，但他笔耕不辍，一边听着学生口述，一边举着放大镜对书稿逐字逐句修改。

“前几年用的是6.5倍放大镜，现在用上12倍了，看字越来越困难。”张晋藩说，他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到书房做一些案头的工作。尽管不如年轻时精力旺盛，但仍然保持每天上午三个小时左右、下午两个小时左右的工作。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张晋藩全集》，如今第一辑已经于今年2月出版，共900万字、分22册。这是张晋藩70多年学术成果的总结，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整个全集分为三辑，目前正在整理第二辑，预计今年下半年出版。如果加快进度的话，第三辑也能在第四季度完成。列入全集的主要是我本人的著作，或者是主编的一些卷帙浩繁的书籍，全集总字数预计达3000万字。”张晋藩十分自豪地告诉《方圆》记者。

（《张晋藩全集》的出版，既是对张晋藩理论创新与学术创作的整理与记录，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学术发展之路的概括与总结  摄影 方圆记者 张哲）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也是张晋藩第一位博士生）看来，《张晋藩全集》的出版，既是对先生理论创新与学术创作的整理与记录，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学术发展之路的概括与总结。“通过这套全集，我们能够看到老一代学者的艰辛、执着、坚定与自信，也能看到中国法律史学发展过程的曲折、成就及其辉煌的未来。”

《方圆》记者将第一辑22册在书桌上立着一字排开，足有半米多长，甚是可观。难以想象的是，这浩繁作品的最终版本是张晋藩依靠学生口述，用一支笔、一面放大镜修订完成的。

张晋藩坦言，有时候工作时间一长就会血压高，但是稳定下来后还是会继续工作。“因为工作时的生命是最有趣的，如同黄连树下拉洋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是张晋藩一生的学术追求 摄影 方圆记者 张哲）

“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是张晋藩一生的学术追求。他告诉《方圆》记者：“为往圣继绝学，这是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的一句话，在当时意思是为圣人意继承已经中断了的儒学学统，将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这也成为我研究法制史的一个宗旨。通古今之变，这是史记里司马迁的话。法制史研究的是过去，但是它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在历史中寻找现实需求的借鉴。”

直到现在，张晋藩仍然关注社会上的一些法治新闻，也关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效果、作用和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法制文明最发达的古国之一，如果从夏朝算起，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法制文明的历史。不仅是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张晋藩表示，无论是古代还是转型期近代，中国法律的历史都为现实保留了极具价值的法文化的资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法律历史经验，所以古人有句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在张晋藩看来，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法制文明史，是加强并完善现今法治建设取之不尽的资源，应该珍视它，很好地利用它；要把古代的精华和今天的现实对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建设新中华法系的责任与担当。

从小把“读书最乐”扎根心里

张晋藩和法律史的故事要回到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张晋藩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大北关伊家大院。“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为其起名张晋藩，愿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晋文公保卫国家、捍卫国土。

在张晋藩幼年记忆里，父亲酷爱读书，尤其是喜读历史书籍。除读书外，他精于数学和珠算、书法，大小楷都很出色。由于父亲喜欢读书，在一个大书柜中装满了书籍，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曾文正公全集》《饮冰室文集》。

“小时候，父亲经常在睡前给我讲《三国演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故事都使我悠然神往、乐不思寐，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常常选择一些古文教我背诵，我背过之后，他就让我躺在他身边闭目休息，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最难忘的是他教我读赵孟頫《读书乐》，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张晋藩回忆说，尽管当时不解文章深意，但“读书最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扎下了根。

除读书外，父亲还教张晋藩写毛笔字，开始时写柳公权的《玄秘塔》，后来又写颜真卿的《多宝塔》。经过不断练习，张晋藩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写出一手颜体字。直到现在，张晋藩仍写得一手飘逸俊秀的好字。

父亲的教育给张晋藩留下了深刻印记。“每读一本好书，都可能对一生产生影响。”张晋藩向《方圆》记者回忆，初一的时候他读了一本白光翻译的《居里夫人传》。书中描写居里夫人为了发明镭忘我地工作，很多细节都深深打动了少年时期的他。居里夫人也成为后来张晋藩忘我工作的榜样之一。

“我一直主张学习期间要读一本好书，它的作用会像润物无声的春雨一样使你获得感应，受益无穷。”张晋藩表示。

伴随时间的推移，爱读书的张晋藩逐渐崭露头角，1947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本科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张晋藩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刘少奇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典礼。开学典礼后同学们都非常兴奋，这时的张晋藩已经得知组织上要调他去攻读研究生，心里很是高兴，认为可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了。

“因为对司法应用学不感兴趣，我那时的志愿是学法理，其次是法制史，当时叫国家与法权通史，即今之外国法制史。”张晋藩回忆道，最后分配成为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虽不是第一志愿，但他也很满意。由此，他正式踏上了法律史学的研究之路。

学术研究是“黄连树下拉洋琴”

国家与法权历史，在别人眼里有点“冷门”的学科，张晋藩却甘之如饴。

从1952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到1983年被调往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如今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晋藩始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来要求自己和勉励学生勤勉治学。

“古人说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感悟。”张晋藩告诉记者，学术研究的确很苦，但当你完成一个课题颇有收获时，心情又是非常愉悦的，有一点成就感。所以有人把学术研究比作黄连树下拉洋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不仅如此，从事科学研究可以治疗思想上的浮夸与盲目的自满。因为从事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的深邃、领域的宽广，要想取得一点点的真知，都需要下大功夫，耗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学术研究的实践只会让人觉得知识的短浅。”

张晋藩感叹道，多少年来，他已经没有节假日的观念，总是尽可能地利用时间读书、研究和写作，虽然小有所成，但从不敢满足、稍懈，在学术研究上，依然兢兢业业，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要求，总是以“自讨苦吃”来自律、自勉。

在无涯的学海中，张晋藩的妻子也是他于苦舟之上的伴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张晋藩结识了他的妻子——林中。二人于1955年7月27日结下连理，至2018年4月30日林中逝世，他们以学术为媒，共谱了一段超越一甲子的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生活。

张晋藩和林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同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不断地赴国内外各地进行讲学活动。

林中在1958年后期患有家族遗传的耳聋，张晋藩便成了她的耳朵；而张晋藩在21世纪伊始，双眼黄斑变性，视力极差，林中又成了张晋藩的眼睛。所以张晋藩和林中夫妻不仅在学术成果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上也同样互补互助，相知者都称张林二人实为绝配。

带着“黄连树下拉洋琴”的乐观，1970年，同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的张晋藩和夫人林中，拖家带口地来到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战天斗地，改造思想”，但仍不减诗情画意、豪情壮志。

他写江西的春天是“茶花香处蝴蝶飞，春池水暖鱼儿肥；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写信江夜游是“月下江如练，渔火映白帆。微风拂碧波，花树笼轻烟”。即便冬天下雪苦寒无比，他也觉得“雪压屋檐霜满窗，依然豪情溢八荒。卷地寒潮风瑟瑟，围炉闲话烤衣裳”。

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的豪情与洒脱，几乎伴随了张晋藩整个学术生涯。

“争气书”是如何诞生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史界不了解外国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外国也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法制史学者才逐渐与国外有了学术交流，但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不见踪迹。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陆学者没有足以引起外国学者重视的学术成果。这也使张晋藩感到难堪和尴尬。

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的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张晋藩提出10个专题，希望以此作为编写此书的基础，同时提出制度史也要见人物、见思想、见历史事件，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1980年元旦过后，便召开了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有20多人出席。

“实际上，这20多人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数了。”张晋藩告诉《方圆》记者，经过3天讨论，大家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但同时也无奈地认识到当时无论人力、财力、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状况，都不具备立即开展这一浩大工程的条件，所以编写工作只能推迟，等待条件成熟。

第二次编写会议是在5年后也就是1985年春天召开的，当时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并得到了资助，研究力量也逐渐得到了充实。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明确了计划要求和出版事宜等。

由于这是一项艰巨的科研工程，难度很大，“七五”规划期内仅出版了两卷，经过有关机关审定再次纳入“八五”规划。这期间又面临出版社改制，自负盈亏，出现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直到20世纪末才全部出版问世。

从提出编写的建议到最后出版，从1980年到1998年11月，历时近19年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终于出版了，总计500余万字。

为了庆祝全书的出版，《中国法制通史》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作为总主编的张晋藩感慨良多，亦深知其间甘苦，譬如编写力量的组织、经费的筹措与分配、出版的奔走与要求等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不坚持下来，这部书就成为泡影了。

《方圆》记者问张晋藩：“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说，是历史的责任感支持着他为此书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

“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肩上共同的责任，没有这个历史使命感，很难坚持下去。我当时就讲了，我们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干法制史的，如果让我们的孩子去到外国读中国法制史。我们是罪人，有负国家的重托。”

张晋藩回忆说：“在编写期间，两卷主编过世，两卷主编认为此书出版无望退出，最终能问世就在于全体编写人员矢志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体现了奋发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所以我总说这套书是‘争气书’。有了这本书到哪儿去访问交流，也有东西拿出来了。”张晋藩表示。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送给对方的礼物便是这本《中国法制通史》。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张晋藩无论治学、做事都有严肃的责任感和坚持锲而不舍的韧性精神。《中国法制通史》后，由他主编的《中华大典·法律典》历时21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历时34年才出版。张晋藩的坚持，对于这几部书的面世有着重大的意义。

把法治课讲进中南海

1986年8月28日，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一堂特殊的法治课正在进行。听课的人并不是普通学生，他们中不仅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也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全国各部委的领导，众人齐聚于此，让这堂课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

主讲人正是张晋藩。“这堂课的背景是1986 年开始第一次普法运动。”张晋藩向《方圆》记者回忆道，当时司法部向党中央提出，请著名法学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以推动普法运动的发展。中央领导批准了司法部的报告，于是司法部邀请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中国法制史专题。

“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是张晋藩为此次授课选定的题目。“中国法律制度如何演变”“从历史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未来法治之路怎么走”，在解答这一系列的宏大命题之前，张晋藩首先为中央领导人讲了一个故事：唐朝初年，唐太宗曾下过一道命令，如果发现有官员伪造履历，一律处死。

命令下达不久，一名伪造履历的官员被查办。负责审判的司法官戴胄依据律法上所写的条文，仅仅对那名官员处以流放之刑。得知此事后，唐太宗愤怒不已，和戴胄展开了一场辩论。当最高领导的指示和法律的条文发生了冲突，该以谁为准？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课堂上的气氛十分活跃。

有人认为既然存在着法律条文，就应当照章办事；也有人认为按照领导的指示办能在最快时间内将问题解决。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张晋藩说，戴胄讲了一句话说：陛下当时所发的命令，“一时喜怒之所发尔”“我说的判处流刑是国家颁布的法律，不要因为你一时的喜怒而改变了国家成法”。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鹏问张晋藩，戴胄最后的结局如何？张晋藩回答，戴胄最后还升了官。

这次讲课除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外，扩大到各部委的领导，共150余人。由这个故事阐发而去，“依法治国”理念逐渐得到了认同。

回忆起给中央领导人讲课的情形，张晋藩笑着告诉《方圆》记者：“当时讲课没有感觉很紧张，我就穿了一件蓝色的短袖衬衫，整体还是比较自然的。讲课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张晋藩老师讲得挺好，以后再讲课还可以放开一点。”

之后，张晋藩延续了“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的主题，分别于1995年和1998 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

“我一向认为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这在我的论著中是始终如一的。我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时，都体现了这个意图。”张晋藩说。

司法部原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邹瑜曾这样评价：1986年张晋藩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上法治课，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把法律知识带进中南海，带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课堂，其意义在于，中国要普及法律知识、要建设法治国家，要抓两头，一头从小学生抓起，一头要抓领导干部，要从中央领导人抓起。

师生情谊满天涯

除了将法律知识带进中南海，张晋藩还是一位杰出的法学教育家，他主张建立兼容并包、博取众长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广泛聘请学术大家名人授课。他以育天下英才为己任，薪火相传，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的爱戴。

张晋藩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现在活跃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台上的教师，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1981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评议组会议，决定招收博士生。1983年，张晋藩被评为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并允许其将博士点由中国人民大学带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政法大学唯一的博士点。

1984年，张晋藩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为了求证是否为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张晋藩到教委了解。教委回答是，王铁崖先生招收博士生虽然早于张晋藩，但张晋藩带的三位博士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法制史博士生，其中朱勇的博士证书是001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张晋藩还招收过外国留学生，包括三名韩国留学生和一名日本留学生。在韩国留学生中，金英俊入学时已经年逾七旬，他传承了尊师重道的儒学传统，刻苦自学，撰写的博士论文非常出色，拿到博士学位时已经75岁了，张晋藩曾建议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这位博士留学生提出特别表扬。

张晋藩的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中秋还记得，师门里有个名叫“金德贤”的韩国师弟，汉语说得不利索。当时已经65岁的张晋藩白天开会，晚上熬夜改学生论文，有时候甚至得逐字逐句修改更正，“不然这孩子怎么毕业啊”。

“在这些博士生中，许多人在专业方面很有成就，成为学术带头人。一批年轻的法制史学者，也已崭露头角。有些人从政成为司局级干部。”张晋藩很是欣慰，作为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是十分耗费心血的工作，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思考，力求在培养人才上尽一份力。

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十余年间，为了融汇各家之所长，他广泛聘请学术大家、名人，如瞿同祖、蔡美彪、王铁崖、韩德培、端木正、李秀林、俞明仁、袁方、王永兴、高铭暄、张国华、王叔文、刘海年、佟柔、孙国华等知名学者为研究生授课，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大快事。”张晋藩说，“每当新生入学，我都充满了欢喜。当他们学成告别而去时，心里不免戚戚然。”为了展示博士生的论文价值，他还组织编写其指导的博士论文选编，名为《青蓝集》，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

张晋藩现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带博士生。作为为数不多90岁以上仍在坚持带学生的博导，张晋藩从1984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到现在40年一直没间断，今年还招了三个博士生。

“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这是张晋藩和学生情谊最好的注解。

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看来，对众多弟子而言，老师的勤勉是最好的身教。

2009年，先生因眼底黄斑病变做了手术，到医院探视的人发现，先生虽然只能侧身躺在病床上，目不能视，却仍然斜倚着枕头倾听学生的朗读，校阅《清史·法律志》的稿件，这样的情景足以使观者动容。

2013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对全校现职教师过去一届任期科研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核。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朱勇提出，为了在研究院树立科研的标杆，希望张晋藩进行一次考核。于是严格按照标准，收集了张晋藩近六年（2007—2013年）的科研成果资料，最终其考核得分颇使人感到震撼——总分达到4925分，超出了学校对于二级教授定量应完成700 分定额的六倍多。

“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学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朱勇认为。

时任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曾评价说，“读书以荷世，明理以悦心”。这是张晋藩教授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学术精神和人生睿智的最好诠释。特别是张晋藩教授是最高检聘请的专家咨询委员（2020年改聘为荣誉专家咨询委员），长期以来张晋藩教授对检察工作十分关心，为检察工作积极献言献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让人受益匪浅。

1999年6月，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最高检设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并聘请了第一批包括张晋藩在内的26名学者为专家咨询委员。“第一次专家咨询委员开会的时候，许崇德、陈光中、高铭暄、王利明、王家福等很多学者都参加了，不限于刑事法领域，民法、法理学、法制史等非刑事领域学者也受到重视，大家发言踊跃。”张晋藩回忆说。

“作为伏枥的老骥，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依然在努力地工作。有同志善意地说我在法制史研究上已经登堂入室了，这个评价我诚惶诚恐。我只是看到了中国法制史科学殿堂的门楣，正在载欣载奔，何敢称登堂入室。”张晋藩说。

这个自我评价，许多朋友学生都熟知，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内心深处的自白。

“确实中国法制史学的领域太宽广，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太多。一生能明了一两个问题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的工作只是开风气，不敢也不可能都为天下先，我只是踏出了一个路径，期待后学把它开辟成通向法制史科学殿堂的一条大道。”张晋藩笑称，在学术路上，他永不退休！

对话张晋藩：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坐冷板凳”

（2024年3月《方圆》记者刘亚采访张晋藩 摄影 方圆记者 张哲）

《方圆》：在您看来，为什么越到现在越要强调、重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研究中国法制史对当今社会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张晋藩：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也一直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华民族拥有四千多年的法制文明史。虽然它不像刑诉、民诉等学科一样可以办案，但却能给办案提供很多文化依据。我们现在经常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实类似的方式在周初召公时代就实行了。据史书记载，召公巡行乡邑，到一个小村子，在甘棠树下面搭个草棚子就地问案，判决公允，各得其所。

召公逝世后，百姓为了怀念他的恩德，还专门作了一首《甘棠》诗来歌咏他、纪念他。召公实行的这种巡行乡邑、就地审判、便利民众的审判方式，与“重民”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是密切联系的。

中国法制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它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其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法制与固有国情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关系，以及蕴藏于其中的民族精神。深入挖掘这座宝库，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法制史的学科价值，而且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亦可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

历史的作用就在于通古今之变，不仅是了解现实，还要远望未来；不仅是通过放大镜来看历史，还要纵向看历史，根据历史的规律和发展经验看前路怎么走。

《方圆》：您已94岁高龄，有什么爱好和长寿秘诀吗？

张晋藩：要谈长寿秘诀的话，我觉得是心无旁骛，少想一些杂事，对功名利禄这些事看得比较淡泊，主要集中力量潜心研究学问，这样子心比较宽，这些事情不都容易计较。另外，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只要拿起书本来看，钻进去看书了，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所以我觉得读书是乐事，读明理的书，可以让我更了解历史，更加豁然开朗。投身到历史里其乐无穷，坐冷板凳也有坐冷板凳的乐趣，虽然我现在看书把眼睛累坏了，但还是会觉得，怎么不趁着眼睛能看书的时候再多看一点？

我心境比较平和，不喜欢与人与事计较、争执。另外，我这个人生活比较有规律，从年轻时候就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比较有规律。

能够在今天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不间断地从事教学与研究，也得益于少年时代的学武艺。我小时候身体多病，同学就介绍我到沈阳的第二十六武术传习所跟一位杨老师学习武术。

杨老师很懂得因材施教，他看我瘦弱，便先教我太极拳，而其他的师兄弟们都练习拳脚之类的。但我进步得很快，七十几式的太极拳，经过半年已经熟练，身体也好多了。特别是腰腿的基本功很好，头可以够到脚尖。学习太极拳后，便开始学八卦掌，八卦掌就是转圈，中间穿插着掌法，有着很强的技击能力。在这时间，我也学了纯阳剑、太极棍等器械运动。

长大后，我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打一趟太极拳，然后再练习八卦掌。这个习惯延续了很多年。我也很注意体育锻炼，最喜欢的是打板羽球和划船，后来就打羽毛球，曾经获得校教工队双打亚军。划船是我到北京后才接触的一项运动，我善于观察高手的划船技术，经过一段时间我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技巧，操纵自如。

运动给我的好处就是从没有腰腿疼过，而且脚步轻快。我到现在90多岁了，也没有腰疼的毛病，腰杆还挺直的。随着年事渐高，我每天以散步为主，晚上还要练10分钟太极拳的姿势。正像练武术一样，我治学和工作也讲求韧性，从未间断过。

《方圆》：您从1984年就开始带博士生，到现在还每年招两到三个，为何愿意终身投身教育？

张晋藩：我总是想，建设疆域辽阔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才是最重要的。无法可依，需要立法人才；有法必依，需要司法人才；发展法律科学，需要法学研究人才。人才强国是科学的总结，是历史的总结。为祖国培养法治建设人才，我极愿为教育摩顶放踵，终身无悔。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家排除万难、冲破羁绊回到祖国。祖国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是那样重要，建设祖国的心情是那样炽烈，值得用来教育我们的学子。

作为教师而言，培养人才自然是历史的使命，而如何使培养的人才留在国内建设国家，使他们形成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是当下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故步自封，我们还需要把年轻的优秀的学生派到国外去学习，但一定要从思想深处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否则任何形式上的约束都是无效的。

从古至今，教师的职业都是清苦的，但又是高尚的。人们通常称教师为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使命和天职就是教育人、铸造人才。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或者说是国家的重托。

《方圆》：您如何看待做学术要耐得住“坐冷板凳”？

张晋藩：20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学校条件很差，师资力量也不足，但却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就法制史学科而言，譬如朱勇、怀效峰、郑秦、刘广安、李曙光、高浣月、汪世荣、陈景良、张中秋、屈趙立等。现在学校条件好了，招收的博士生多了，图书资料与现代化的设备也都较为齐全了，但是培养出的人才反而不如20世纪80年代了，这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当然原因是多样的。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制史硕士生名额时常招不满，其他各校也大体如此。因此博士生的选拔余地很小，基础不牢固，欲求木秀于林是很困难的。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博士生心无旁骛，甘愿“坐冷板凳”，生活的目标就是担任法制史的教师，从事学科建设。既不愁未来的工作，得到的津贴也很充裕。而今天的博士生，真正愿“坐冷板凳”、从事未来教学研究工作的是不多的。目的不同，动力也就有异。有的同学是以考博为进京的路径或者是作为从事其他工作的阶梯。欲求法制史的人才，难矣。

再有一点，就是社会风气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是节节攀升的。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博士生奖学金的微薄，除去必要的生活外，无钱购书、无力参加学术活动。有的还有家室之累，因此不得不在学习期间便在校外找寻额外的工作。

除此之外，大学教师的生活相对说来是清苦的，比起律师、企业家相差甚远。同样的智力、同样的学历，只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便有了很大差别。这种诱惑力是很实际的，这便使学生们动摇了“坐冷板凳”的念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都由研究生院负责分配，学生们无须为未来的工作分心。而现在不同了，许多同学几乎入学之后便考虑未来的工作，特别是在论文撰写阶段，找工作不得不占据许多精力和时间，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总之，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学人才的培养这个极其具体的问题，就很值得总结经验、改善培养方案、提高规律性的认识。人才强国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一定要落到实处。最令人忧心的是人才的流失，最令人焦急的是改善培养人才的条件。同时还要帮助同学克服浮躁情绪，加强具体的指导与帮助，否则招生再多也难出顶尖人才。

张晋藩，1930年出生，辽宁沈阳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誉专家咨询委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特约法学评议组成员，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正式成员；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