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文献是考察中国古代司法活动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材料。近年来，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蔚为大观。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有何新进展？在日前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前沿论坛上，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出土文献提供重要材料

目前出土的简牍法律文献种类丰富，不仅使秦汉律令体系的揭示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为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构造及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

张家山汉简自公布以来，备受法律史研究者关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发现，从张家山汉简中可以一窥汉代司法活动的时限与延期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徐世虹则将目光投向了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的简牍。她认为这些资料对了解当时的刑罚制度、司法制度、文书制度有较高价值。徐世虹告诉记者，出土简牍的持续发现孕育着新的学术生机。如睡虎地M77号汉墓所出律令简，使秦汉律令简牍涉及的年代进一步延伸；而湖南发现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益阳兔子山遗址简牍、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是了解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时期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这些简牍的出版，将使中国古代史、法律史的研究更上一台阶。

随着新材料的整理、刊布工作日益推进，法律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正不断超越正史、政书等传统文献的范围。除出土文献以外，族谱、碑刻与契约等民间文献也逐渐受到重视。这使法律史研究建立在更加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研究课题也逐渐得到拓展。

在学科融通中拓展研究领域

以往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多侧重于运用实证方法，对文献进行整理考订。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考察法律文献时取径于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历史人类学等学科。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的视野正不断得到开拓。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忠明告诉记者，他更加关注常见史料。“古人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语境里面，用怎样的态度记载法律案件、讲述法律故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氛围。我希望能通过对多元史料的互动性解释，考察制度运作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徐忠明曾经撰文提到，西方的法学学科分类体系和法学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法律史研究，探寻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本土化路径也是他长期努力的方向。在徐忠明看来，考察本土的司法运作在怎样的制度结构里进行，了解司法运作在这种制度结构中有怎样的特性是思路之一。此外，借镜于西方法律史，在比较的视野下描述中国古代的法律样貌也是一个重要途径。他说：“我在研究明清司法的构造、理念和机制时，就暗含了比较法的视角。欧洲近代意义的司法程序的结构、分类与中国明清时期有何不同，分别体现了怎样的权力关系，这都是我想要探寻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法律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灵感，这也启发了我国的法律史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尤陈俊曾尝试以明清日用类书为对象考察法律知识的变迁。近期他将联合国外学者继续探讨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等课题，希望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打通法律史、书籍史及阅读史。

构建特色鲜明的法律文献学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整理研究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而走向深入。学者认为，建设符合学科性质与特点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学正当其时。

徐世虹提出，法律史学、历史文献学、简牍学、金石学、档案学、文书学的发展与积累已经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炼学理、构建体系已是应当切实推进之事。

当前的古代法律文献研究既涉及中国史中的古代史、社会史、历史文献学，也涉及法学中的中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李雪梅告诉记者，传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比较偏重对典章制度的考察，而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既涉及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考订和整理，也包括通过文本解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考察。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更具有跨学科特色。

对于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法、史两界学者显示了不同的治学方法。徐世虹认为，史学、法学当寻求进一步的会通融合，法、史两界的对接应当源于文献、超越文献。“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有方法、理论、对象、流派的不同，自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对史料的重视与考证不等于对史论的必然漠然，对宏观考察的强调也不意味着对细节的有意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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