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科转到法科，从部队走向讲台，既是专家学者又是行政领导，还曾挂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不同岗位、不同职业，薛刚凌都游刃有余。

3月11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她上午刚给博士生讲完课，下午便开始接受多家媒体“压茬”采访。

当记者问起她从上尉到法学家的“传奇”经历时，薛刚凌表示自己是“歪打正着”。

从上尉到法学家

少年时，薛刚凌并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法学家。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主流思想，鼓舞薛刚凌选择了理科，儿时的从军梦又让她在高中毕业后，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初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交锋，更多的知识开始涌入大学校园。“这位工科女生”开始对经济、历史、文化等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83年大学毕业后，薛刚凌参军入伍，在甘肃酒泉的部队里服役，担任助理工程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她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士兵们讲授高等物理、电工等课程，与大学所学专业渐渐脱节。但她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与人文学科有关的书籍。而与法律的真正结缘，则始于“一五普法”。

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展开了一场全民普法活动。这是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全民活动。普法内容概括为“十法一条例”，即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谁来为战士普法？部队领导想到了“小薛老师”。领导认为，“做教员的人要先懂法，学起来应该快点。”

就这样，1986年，并非科班出身的薛刚凌自学法律，边学边用，为战士们“普法”。

“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一节法律课都没上过，反而给别人讲过很多堂法律课。” 薛刚凌谦称，当年为战士们授课时，自己对法律理解的不是很透彻，讲的仅是皮毛。“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起步。”

从此之后，法律为这位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法。

“普法任务促使我学习法律，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干脆就考了法律研究生。”薛刚凌用一句话来概述了自己学习法律的缘起。事实上，在学法律的过程中，她是“费尽工夫”。

在西北工作，军队之中法律书籍很匮乏，在准备考研期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查询，“找本书挺不容易”。为了学习，她订了很多法学杂志，而一些专业法律书籍却要靠朋友或家人从外地寄到部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薛刚凌顺利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行政诉讼法专业的研究生。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从部队转业留校任教。在2006年，她获得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法学“实验”思维

大学工科教育经历，为薛刚凌带来了“实验”思维。她主张，在做研究时，靠数据分析而不靠主观想象，如果想把事情讲清楚，就要到实务部门了解案件，不能坐在书斋里瞎想，“要务实，要接地气”。

在政法大学担任教师期间，薛刚凌又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应松年、陈光中教授。对两位老师，薛刚凌有很深的感情。她说，应老师很务实，跟实务部门接触很多，比较注重用法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中国行政法学的“领头雁”之一。陈老师学术研究相当严谨，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有机会跟从两位大师级法学家学习，我挺幸运的！”

受他们影响，教学中，学生们也感受到了薛老师理论联系实际和严谨的治学风格。

现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潘波，从2004年到2010年，跟随薛刚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薛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这是潘波聊起自己老师时的第一反应。

潘波介绍，薛老师除了有教学任务外，还担任行政职务。在给自己授课的几年里，老师先是担任法学院分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法学院院长，“尽管非常忙，但从未疏于对学生的指导”。她经常提醒学生不要违反校规校纪，也告诫学生“论文抄袭、作弊是绝对不允许的，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开后门”。尤其注重学生独立学术人格的培养，引导学生理性思考中国问题，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都强调要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切勿照搬照抄国外经验。

潘波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侧重用数据、用事实来说话，这对学生们的影响很大。”

在跟随薛老师做研究的几年时间里，潘波等学生们参与最多、收获最大的就是社会调查。他和同学们曾向地方不同层级的政府公务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少则几百份，多则一两千份。设计、发放、填写、回收并进行统计分析，一套完整的调查流程走下来，最少要持续半年时间。

其中，令潘波记忆颇深的是与政府领导干部的“个别访谈”，这也是社会调查中的一个环节，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官员们从政的经验和“苦衷”，更能体会到公权力运行背后所依赖的传统性、体制性因素。“这是很难得的经验。”毕业之后，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也被很多同学带到了具体工作中，受益很大。

“学问做得好，桃李满天下，家庭幸福，先生和自己都事业有成，女儿也培养得很成功……求学期间，很多女同学都把薛老师当作自己的榜样。”潘波认为，薛老师是一个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人。

而对刘筱娟来说，薛老师则给自己留下了“不偏心”的印象。刘筱娟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2013年成为薛刚凌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身为女性，薛刚凌并未对女同学进行特殊照顾，在学术研究上她主张男女平等，对学生一视同仁。而在学术之外，薛老师则会给女弟子分享一些人生经验，比如“择偶不要太功利”“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价值”等。

“女孩子要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在没有找对象之前，不建议考博士”这一经验分享，学生印象最为深刻。

薛刚凌给出的解释是，女性喜欢找比自己理性的男士，男性则侧重于寻找比自己感性的女士，而女生随着学历的增高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如果一个女生读到了博士，那她在性情上已经极尽理性，找一个比自己更为理性的男朋友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什么是法学的“方法”

2015年1月，薛刚凌结束了在最高人民法院为期两年的挂职工作。

“在最高院挂职期间，我有一个反思。”说到这个话题时，记者发现薛刚凌下意识地吸了一口气，“我们的法学教育，落后于社会需求，‘方法论’太弱。”

“法学培养的目标是什么？肯定是职业人的培养。”薛刚凌自问自答后，加了一句：“方法论是比较缺失的。”

法学的“方法”是什么？

薛刚凌认为法学的方法应该是“事实和规范的对接”。作为一个职业法律人，薛刚凌认为，不但要会研究法律，更要把法律和事实对接起来。薛刚凌建议学生们在未出校门之前就争取去法律实务机关实习，增长法律领域的“实战经验”。

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实习了4个月的张迪杰，对司法实践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2013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研二学生张迪杰有机会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实习。消解了初来乍到的兴奋和好奇，数月实习之后，迪杰觉得“很累，但长了见识”。感触最深的就是旁听庭审。案件开庭，案件当事人、双方律师、庭审法官等各安其位。值得注意的是，律师都是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士，你来我往，所言之语，所引法条都倾斜向己方代理人。

“如果庭审法官没有足够的驾驭能力，很容易被律师牵着走。”张迪杰感慨。

在张迪杰未发出上述感慨之前，薛刚凌教授就已经看到了“年轻司法官阅历不足”的短板。

她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目前，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通过公务员考试的方式成为一名法官。一个20多岁理论功底很强但实践能力欠缺的年轻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面对一个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律师，很有可能因为经验不足而影响判断。法官需要一种高超的智慧来解决社会问题，这就非常需要掌握一套系统科学的法学方法论。

如今，薛刚凌从部队转业已经25年，但依然没有改变军人立说立行的本色，挂职工作中体会出了“法律方法是规范和事实之间的一种架构”，便决定运用到以后的教学中。她的学生和朋友，也期待这位从军营中走出的法学家演绎更多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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