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的危机也表明，往好的方面说，“三公原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崇高理想；从坏的方面说，“三公原则”对投资者起到了欺骗作用，至少是起到了误导作用，混淆视听，形左实右

岛国添乱很可怕！英国和日本是岛国，疯狂的时候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欧债危机也是岛国当先，继冰岛、爱尔兰之后，塞浦路斯又出问题了。近日，为了筹得资金，塞浦路斯政府提出，向塞浦路斯各家银行的储户征收重税，以解燃眉之急。

这是一项革命性的举措，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即便是银行资不抵债，通常是要求股东和债权人承受损失，但塞浦路斯要储户作出牺牲，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打破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政府不会让储户血本无归。即便对筹款担保做了上限规定的美国，在实际中也是要力保储户全身而退。所以征税消息传来之后，塞浦路斯群情激奋，全岛沸腾，广大人民群众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以民众的激进对付政府的激进。塞浦路斯的银行吓得不敢开门，生怕储户挤兑。

塞浦路斯政府方寸全乱。塞浦路斯由于银行作乱，金融秩序大乱，需要大约170亿欧元才能渡过难关。但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商后认为，170亿欧元的债务，塞浦路斯只能承受100亿欧元的债务。所以塞浦路斯政府就要另筹70亿欧元，否则欧盟不会发放贷款。塞浦路斯政府就想从银行储户身上拔毛，搜刮58亿欧元，这近于明火执杖。塞浦路斯的危机告诉我们，资本市场无小事，政府是要狗急跳墙的——诗意说法是“事到万难须放胆”。

但塞浦路斯立法机构并不同意，另外推出了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四项内容：设立团结基金，统一调动和使用国家可以掌握的资产，包括国家所掌握的退休基金；银行被一分为二，正常银行与坏账银行分开；存款在10万欧元以上的储户可能还是在劫难逃，还是要纳一定比例的税；采取资本控制措施，以防资本外逃。

塞浦路斯立法机构的立场是，即便是共赴国难，也还是应当有贫富之分，富人还是应当多付钱。是的，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决策涉及全民或多数公民，应当由立法机构同意。塞浦路斯做到了这点，肯定并验证了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塞浦路斯的债务风波也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表明，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资本市场出事的问题所在。塞浦路斯是国际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其银行的危机因此而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离岸金融中心有分工：英属维京群岛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注册公司的许多股东是中国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则是拉美人秘密存款的地方；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塞浦路斯则是俄罗斯人的避税天堂，很多俄罗斯人在此存款避税，其存款金额可达30亿欧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也是要俄罗斯储户的“肉”。为此，普京总统亲自出来说话，指责塞浦路斯的做法不公平、不专业。

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的做法，也是得到了欧盟的授意和胁迫；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不愿意为俄罗斯储户买单。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显示，资本市场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当然，在资本市场也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当然，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俄罗斯富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已经向塞浦路斯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撑塞浦路斯银行，但其受惠者应当是俄罗斯的储户，而并非俄罗斯国家。

资本市场的批评者和叫好者几乎都同意，资本市场必须是公开、公正和公平。我们称其为“三公原则”，并将其写进了证券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三公原则”，有千秋万代的雅意。美国证券法的披露原则也是同样的意思，与我们的“三公原则”表述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三公原则”成立依赖于一个重要假定，即，资本市场是可以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但塞浦路斯以及其他离岸金融中心恰恰证明，资本市场根本无法做到公开、公正和公平。权贵就是可以在离岸金融中心停泊巨款、注册公司(除避税之外，还可以隐瞒股东身份)。

离岸金融中心就是法律允许的“藏兵洞”，可以埋伏神兵千百万，神出鬼没，以一当十，克敌制胜。而这种不披露又是各资本大国所认可的，因为权贵需要这些“藏兵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三公原则”。而塞浦路斯的危机也表明，往好的方面说，“三公原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崇高理想；从坏的方面说，“三公原则”对投资者起到了欺骗作用，至少是起到了误导作用，混淆视听，形左实右。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还再次告诉我们，银行坐大，后患无穷。银行应当是社会的后台，银行应当回归。塞浦路斯的银行资产太大，银行不出问题，国家要被绑架，国家出问题国家就更会被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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