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独设立政法院校、全面向前苏联学习，到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被“五马分尸”，再到新时期复办更名后的迅速崛起，风雨一甲子，中国政法大学的命运几近成为新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值此法大6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重温其历史，或许能为中国法学教育之路提供一个观察的模本，也能为中国法治之发展提供镜鉴。

2012年5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将在初夏的预热中迎来自己的60岁生日。

从单独设立政法院校、全面向前苏联学习，到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被“五马分尸”，再到新时期复办更名后的迅速崛起，风雨一甲子，中国政法大学的命运几近成为新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

在这所昔日的“袖珍大学”里，走出了数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政法机关管理者以及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高层次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1/3，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司法工作者中的1/10均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如今，当他们纷纷希望能在校庆再回母校聚首时，再回首，不禁感慨，无论多么艰难曲折，法治的信念还是在中华大地上顽强地生了根。

袖珍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系北京政法学院。这所为适应新中国法制建设初创的需要，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袖珍大学”，至今清晰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1953年，27岁的宁致远接到了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离的通知。他将到北京城北一片荒地和坟头中，参与建设一所新生的政法院校。彼时，新中国布满荆棘的法制建设之路，才刚刚开始。

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为“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北京政法学院筹备成立。

北京政法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治系，原清华大学政治系，原燕京大学政治系大部分师生，原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民政专业少数师生及原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行政人员组成，并由华北行政委员会(主要是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一批老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校名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

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钱端升先生担任首任院长，戴铮任代理副院长，刘昂任教务长，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和费青任学院副教务长。

刚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没有自己的校舍，只好暂栖北大，和尚未迁出的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共用沙滩校区。

1952年11月24日，北京政法学院成立典礼在沙滩北京大学礼堂举行，时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克让等莅临大会。

次年，学院决议将校址迁至北京西北郊土城学院路41号，即如今的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同年7月，新校舍初步建成，师生陆续迁入。搬迁全部完成于1954年2月12日。

宁致远和其他师生一起搬到这里时，新建成的校园征地面积只有190亩，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走路也不会超过五分钟。全部建筑包括北楼、中楼和南楼(后被称为一、二、三号楼)、联合楼、礼堂和学生食堂、教工食堂以及两排工棚。

校园没有围墙，只有一圈铁丝网将这几幢房子围起；没有正式的校门，就在校园的东北角两栋平房中间开了个口子，再自修一条通向东面的土路。

北京政法学院是最早落户学院路的学校，与日后陆续扎根于此的“八大学院”相比，实在是一所“小学校”。无论是从学校面积、校舍数量还是学生人数，北京政法学院都排在末位，以至于被称为“袖珍大学”。

在“袖珍大学”里，师生们平静而热情地开始了学习、生产和劳动。他们编写出了第一批法学教材，参与建设了十三陵水库，还与解放军昆明部队的运动员一起建设了校园最美丽的景致———小滇池。

张蔼灿1958年入学(毕业后做学生管理工作，直到退休)，在她的记忆中，小滇池是同学们课余时间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到周末，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岸边的垂柳和木槿花之间流连，或坐在湖岸上看书聊天，到了冬天，还能在湖面上练习滑冰。

“下了课，徜徉在绿树果木间，一汪清水，假山亭台……到放寒暑假的时候人都走了，校园里没有了喧哗，静谧极了。真是田园秀美风景独好！”张蔼灿说。

向前苏联学习

彼时，“全面系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成为尚无经验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范本。土城旁，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们也在借着前苏联经验，摸索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与法律的教育之道。

据《中国政法大学校史》记载，根据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考试和考查规程》，北京政法学院于1955年全面参考前苏联的5级分制，并采用苏式的考试方法。

1956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的倪才忠(后来担任该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是学院招收的第三届四年制本科生。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已开始逐步从“调干班+专修科”向“四年制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模式过渡。

倪才忠回忆，从他们那一届开始，调干生和专修科学生越来越少，本科生人数则越来越多，本科教育成为主要教育方式。而给这三种学生上课的老师并没有不同，只是所安排的课程有所差异。

当时的上课时间安排和现在差别不大。上课内容学校事先就会安排好，但其时并没有完整而严密的“培养方案”。

由于没有教材，老师在课前都会先印好讲义，在课堂上发给每一位学生。但这些讲义是保密的，只有老师有，学生完全不知道将要听到的会是什么内容。在课堂上，同学们根据老师所讲授的内容，不停地记笔记。“就像是做笔记的机器，生怕漏下什么。”倪才忠说。

1955年9月，解放后首批75名政法类研究生报到入学，分别学习犯罪对策、苏维埃刑法、苏维埃刑事诉讼法、苏维埃民法、司法鉴定等专业。他们大多来自各政法院系，研究生学制两年。

为了培养这批研究生，学院专门从前苏联聘请了两名法学专家，分别是来自罗斯托夫大学的刑法学教授楚贡诺夫和民法学副教授克依里洛娃。

廿年涅槃

钱瑞升、王铁崖、费青、吴恩裕、曾炳钧、龚祥瑞、楼邦彦、芮沐、黄觉非、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汪瑄、阴法鲁、杜汝楫、朱奇武、程筱鹤、余叔通、张国华、张子培……

这些代表着上世纪50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星宿，铸就了北京政法学院起步期的辉煌。

但在那个政治斗争频繁的年代，象牙塔终究逃不过意识形态的冲刷。从1957年“极‘左’思潮”的影响起，全国政法教育开始出现波动，法律虚无主义倾向逐步影响了政法学院师生乃至全国人民。

即使北京政法学院的规模在此期间有所扩大，并在1960年跻身全国重点高校，但“文化大革命”依然吹灭了新中国法治的这丝微光。

1971年4月，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除西南政法大学之外，北京政法学院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北京政法学院的400多名教师被下放到安徽濉溪县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后星散各地。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法制建设重归发展正途，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劫后重生。1978年4月24日至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随后，党中央作出“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的决定。

197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恢复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并指示，北京政法学院恢复后仍使用原校舍，学制为四年，在校学生规模1700人，1979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在纷繁的复办筹备事务中，校舍的回收成为最棘手的工作。

自1970年学院被撤销后，校园里先后迁进了北京市第174中学、戏曲学校、歌舞团、曲艺团、北京市文化局读书班等单位。走在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是敲鼓、拉二胡的老人，踢腿练功的小孩以及挺胸迈着舞蹈步的少年。

昔日美丽的校园早已杂草丛生。波光粼粼的小滇池早已干涸，上面长出一人多高的杂草，上世纪60年代师生亲手建设起来的游泳池不见了，宽阔的大操场也盖起了楼房。目光所及，尽是破碎的瓦砾和坑洼的道路。

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的浩劫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剩下些什么？

直到1979年开始招生时，北京政法学院才只要回了1号宿舍楼、小食堂和教学楼的部分楼层，原有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中，北京政法学院仅能使用15000多平方米。

由于校舍问题没有解决，79级的400多名学生推迟到10月20日才到学校报到，图书馆阅览室成了他们的临时宿舍，里面住了84名学生。在一片吹拉弹唱声中，新中国法制教育重启征程。

马扎精神

79级学生入学后，学院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室没有桌椅，就每人发一个绿色小马扎，拎着去上课，双腿当桌；没地方开全校大会，就站在楼道里听广播。整栋教学楼几乎没有一块整玻璃，窗户都用三合板钉着，且和第174中学共用。

但经历种种磨难才得以重返校园的学生们都明白，这就是向往已久的学堂。

1979年10月24日，学生们手拎小马扎，排着队来到校外，在学院租用的冶金建筑研究院礼堂中，举行了第一次开学典礼。

“虽然我们坐在小马扎上很不舒服，但院长的讲话却使我们每一位同学振奋，‘我国将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将从你们这里走出，你们将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一天我终身难忘，这一天也是我人生的转折，这一天也是我在法律殿堂遨游的开始。”79级学生侯喆回忆。

79级学生张和伏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学生时代的生活：“8点，400名学生聚集在两间大教室里，带着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时期的教科书，聆听老师的授课。那时没有上课点名，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是逃课。我们确实只知读书，把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

每天清晨，当东方露出第一缕曙光，同学们就在戏校学生吊嗓子的声音和锣鼓的喧响中醒来，背单词、学英语，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

“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尤深的不是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激越场景……”舒国滢调侃地回忆道。

上课也是人手一个马扎，学生们在教室一坐就是一天。到了晚上，教学楼二层一角的小阅览室总是人满为患，每间教室，都充斥了寂静的读书大军。

随着思想的解放，北京政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文革”前大有不同。学校还根据教学需要，有计划地开设讲座，介绍国内外法学动态、司法工作经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由学生自由选听。

此时，一批老教授及青年教师陆续重返讲台，讲授起被废弃多年的法学理论。

曾炳钧、朱奇武、汪瑄等毕业于国外名校的老教授以带研究生为主，但时不时会给本科学生做个讲座，“偶尔冒出来的流利的英语听得我们目瞪口呆，也激励着一些同学发奋补习英语”。

声如洪钟的江平先生不仅以丰富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解获得了同学们的欢迎，而且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润泽了一大批青年学子。

民法的张佩霖、国际私法的吴焕宁、刑法的曹子丹、刑诉法的陈光中，被同学们称为“四大才女”的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和孙丙珠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刘圣恩、宋振国、邬名扬……这样的师资队伍，让79级的同学们体会到了法学的魅力。

在那个校园被分割占据宛如“联合国”、宿舍楼冬冷夏热几乎无法忍受、甚至在几年的时间里拎着马扎上课的年代，79级学生在名师指引下刻苦学习，终于造就了中国政法大学办学史上独特的“北政一期”现象：

这一批400多名学生，既是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首届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政法教育中心

复办后的几年中，北京政法学院的各项工作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渐步正轨。1980年，彭真提议创办中国政法大学。此后，司法部一直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83年5月7日，以北京政法学院为基础的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尔后，在中央“把中国政法大学建成我国政法教育中心”的指示下，中国政法大学迅速崛起。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以后，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全日制学生和函授生在内的多层次教育逐步发展起来。1983年12月，教育部、司法部提出了中国政法大学要以法学为主、多学科综合性办学的方针。

随着法学教育的深入发展，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中国法制史博士点。次年，中国政法大学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第一届博士生。

朱勇、怀效锋和郑秦三人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史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为中国法制史专家、研究生院院长张晋藩教授。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法学博士研究生。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最终选定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县的军都山下兴建本科校区。军都山最高峰海拔达1439.3米，而北京市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坐落于平原地区，因此，学生们笑称，中国政法大学是北京的“最高学府”。

到1991年8月底，学校办学主体和工作重点转移到昌平校区，同时扩张的，还有专业和师资。国际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等一系列院系陆续宣告成立；一大批学界的青年才俊逐渐在此聚拢。

进入20世纪末的院校改革中，中国政法大学成为5所政法院校中唯一被整体划归教育部管辖的高校。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院而存在，由教育部主管。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被下放地方。

在这种顺风顺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政法大学开始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制度化进程。立法，是制度建设创生与延续的角力场。在这场角力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们，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先行者之一。

2011年3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说：“在中国法律体系的所有立法活动中，几乎都有法大人参加。”

早在新中国迈出制度建设第一步时，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就参与了共和国首部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1955年至1957年，被誉为法大“四大才女”之一的巫昌祯参与起草了日后不幸夭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法治荒芜的年代过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和老师们再次全面参与到国家的立法进程中来。他们参与了宪法的修改，立三大诉讼法以构建程序法框架，推动民生领域立法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名字被铭刻在法治建设之路上。

在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的眼中，中国法治进程最明显的成就即是立法成绩。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没有什么法的，除了宪法、婚姻法这样一些起步法律之外，我们什么法都没有。我本人参加了十几年的立法工作，也参加了很多部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可以说对我国这些年来的立法有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的法律方面，我觉得是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他说。

成为最高学府

2009年，黄进从武汉北上赴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九任校长。此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已经壮大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如果要说最高学府，必须到了那个位置，别人心服口服才算数。”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黄进觉得，目前中国政法大学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比如，教学质量需提高，办学资源不足等。他自言，“不敢心存一丝侥幸”。

如今，中国政法大学早已从借址外校的单薄专科学院，变成了拥有两座校区的多学科法学学府。一路风雨聚散，中国政法大学亲历了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艰辛征程。一个甲子轮回，法治理念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并日渐茁壮。

1978年复办后，中国政法大学逐步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名师学者。从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李德顺、应松年五位终身教授，到潘汉典、巫昌祯、宁致远、樊崇义等学术大师，再到马怀德、蔡定剑、莫世健、王灿发、李显冬、曲新久等学科领袖……他们不仅为中国法学理论和法学教育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更为法治理念在国人中的传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面对空前强大的法学师资阵容，黄进希望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能够成为“法治思想的引领者、法学理论的创新者、法律制度的构建者、法学教育的先行者和法治生活的布道者”。

怎样让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为法大人新的思索。

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尊拓荒牛的雕塑。这尊由87级校友集体赠送给母校的拓荒牛，一如中国政法大学，也一如中国法治进程，无论土地多么贫瘠，只顾低头开拓，风雨无阻。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