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大学校长系列访谈”专访我校校长徐显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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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法学精神--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他是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之一。

徐显明：这个大学有世界上最大的法学家集团。

他是中国颇有建树的人权专家。

徐显明：不要把学生当作矿物，而应该把学生当作生物。

●徐显明 46岁

法学博士 教授

从1985年开始执教山东大学

2001年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方静：今年政法大学的招生当中，有一个非常吸引考生的点，就是本科生进校之后用5年的时间，可以修两门专业，毕业后有两个学位。对于学法律的学生来讲，这是必要的吗？

徐显明：这是我们学校的一项改革措施，对于过去的法学教育，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特色性的学校，学科是相对单一的。我们就是为了避免学生所学知识结构的单一性，而采取的一个改革措施。

方静：现在有很多的高校他们开始强调本科生教育、基础教育，他们开始淡化专业。而政法大学的这种做法听上去像是在强化专业。

徐显明：恰恰相反。我认为也是淡化专业的一个方式。我们的学生如果学两个专业的话，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专业口径会更宽。

方静：这五年的时间他们是怎么分配的呢？

徐显明：五年当中，我们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分成四块：第一块还是共同的作为大学应该具有的基础知识结构，这一块应该是在第一年、第二年当中奠定的；第二个部分大概应该是人文的素质课；当然我们文科类的院校更强调学生应该有科学的素养，所以我们第三个素质的培养应该是科学素质的培养；第四块才是专业课。

方静：刚才您强调要具备科学的素质，为什么呢？

徐显明：我觉得法律职业司法的本质在于作判断，而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应该是证据，还有一个怎样对待证据的态度问题。怎样获取证据，怎样对待证据，怎样判断证据，怎样使用证据？这一些都需要一个科学的态度，一个求真的过程。所以人文是对人的，那么科学是对物的。司法的本质如果就是判断的话，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有的判断都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所以他身上更应该有科学的素养。

方静：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所见到的执法犯法、司法腐败和法律教育有什么关系？

徐显明：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职业伦理。我个人认为职业伦理是训练出来的。

方静：怎么训练？

徐显明：它要在无数的案件冲突当中，当他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当然可以进行模拟训练。就是他成为正式法官、检察官、律师之前，要对他进行模拟训练，让他在一个案件里边不断地选择有哪些义务的冲突？然后强化他选择对自己不利的义务，履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断地强化最后训练出来。你比如说，我现在面对着600个法学家，所以我就应该不断地提醒我自己：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在采取相关的改革措施，在配制学校相关资源的时候，在这三大领域里边，我要做到首先不是自己获利。当然我是把它概括为一个法律的语言，就是立法者而不得制定首先使自己获利的法律。

方静：您作为一个校园法规的制定者，您剥夺了自己的哪些权利呢？

徐显明：自己对自己的权利不应该叫剥夺，应该叫让渡。

方静：比如哪条呢？您让渡您自己的权利。

徐显明：十几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从我做法学院的院长开始。你比如说为了引导大家在最权威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励大家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一篇文章可能获得很高的奖金。如果这个措施出台了，制定者首先从里边拿到奖金的话，人们就是会怀疑这个政策它的公正性。资源到底配置给谁？所以制定者最好不去拿。

方静：面对着一群知法、懂法的教师和学生，您这个校长是更好当呢，还是更难当呢？

徐显明：当政法大学的校长是很难做的。这就是我说的西方高等教育谚语当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大学里边如果没有医学，没有法学，那这个校长是很幸福的。医学因为配置资源是校长非常范难的，配置的再多，它也不可能说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在资源问题上使校长感到很困惑。那么法学，法学的思维，它是一种批判式的思维。那这样校长发布的任何命令，做出的任何决定，总要受到法学家的置疑。所以在西方大学校长感觉到没有法学院的校长是最好的，是最好做的。

方静：您说法律最后培养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您也是学法律的，一个有批判精神的校长遇上一群有批判精神的教师和学生，会怎么样呢？

徐显明：所以我要锻炼我很高的耐性。有句话叫做：学问深处心气平。所以我能够平和地对待大家。当然我想，我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在我身上还是有一些人文关爱的，所以创造一种和谐。特别是我从事的研究是人权研究，那么人权的和谐性，追求人权、保障人权最终就是为了使人和人之间和谐。所以在这个大学里边，我想三部分人应该是和谐的，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以教师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

方静：以学生为主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徐显明：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过去我们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总是把学生当作矿物，

那么大学这四年是一个冶炼的过程，所以冶炼结束的时候，大家是一个标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