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20时陈卓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悲痛不已。因为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法大的老书记，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奠基者，法大一个新时期的开拓者。

2011年，得知学校组织人员编写法大校史系列丛书时，年过耄耋的陈卓同志接受我们的邀请，毅然横穿半个北京来到昌平校区，尽管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但是他仍然打起精神兴致勃勃地与我们徐徐道起当年开创法大的岁月，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书记，我们心生无限敬重之意。在2012年丛书出版后，已身处病榻的他仍然为书中的一些问题会主动致电给我们，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对法大的热爱及深情尽在其中。

回顾学校的发展历史，陈卓同志的贡献历历在目。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北京政法学院，在学院转变为大学的过程中，陈卓同志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1979年，复办后的北京政法学院迎来第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几年的时间里，各项工作迅速得到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但由于深受文革影响，复办后的学校仍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在中央决定创办中国政法大学时，曾提出多种方案，其中就包括保留北京政法学院，从中抽调一半的师资，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合并到中国政法大学，再从全国调进百名教师充实师资队伍的方案。1982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卓带领工作组到北京政法学院调研，考察学院领导班子以及成立大学的条件，经过两个月的调研后，工作组认为北京政法学院1952年成立，1979年复办，办学历史长，师资力量强，学科带头人多，在此基础上扩建一个新学校比较可行。于是，在陈卓同志的提议下，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就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校三院”：本科生院、进修生院和研究生院。陈卓同志则于1983年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由于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时任司法部部长刘复之兼任，所以学校从筹办到成立后的各项工作实际是由陈卓同志一手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初期，离文革后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仅仅4年时间，很多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从师资到校舍再到领导班子的重组，每一项工作都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为此陈卓同志费尽心思，废寝忘食。为了保证大家团结一致，一心建设新学校，陈卓同志几乎每天都是在晚上11点后回家，在周末都不忘约上一些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问题。有的时候，谈得错过了饭点，只能以馒头充饥。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陈卓同志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在师资方面，向中央申请特批了80个进京指标，使学校得以迅速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大批师资力量，保障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领导班子建设方面，建议以团结稳定为方针，坚持引进人才充实到班子中来，从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山东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引进一批领导干部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才培养方面，支持张晋藩开设了研究生院，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中第一所研究生院，得益于之前中央特批的进京指标，学校开创性地建立了研究生导师组制度，在当时筚路蓝缕的艰苦条件下，为共和国法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时也为法大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师资力量。

在办学条件相当艰苦的情况下，作为部级领导的陈卓同志，高风亮节，以身作则，主动将条件较好的教学楼和办公楼让给了学生，自己则和同仁们挤在并不牢靠的防震棚里点着煤油灯办公。

1988年7月，因工作需要，陈卓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6年之久的法大，总结他6年的工作业绩，老书记不愿过多提起，只是说法大给中央的印象还是满意的。但作为同僚，张晋藩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却足以让人读懂陈卓这6年对法大的影响，“陈卓在法大6年，应该说是开创了法大的新时期”。

离开法大的陈卓同志依然对法大无比眷恋。我们通过采访得知，他心中依然牵挂着尚未完全建成的昌平校区，不知多少次，为了不打扰大家，他曾悄悄地让司机载着他来到法大昌平校区，环绕一圈后再悄然离去。

如今，陈卓同志驾鹤仙去，但他对法大的贡献已永远载入学校发展的史册。我们唯有继承他的遗愿，建设好法大，才能告慰老书记的在天之灵。

陈卓同志千古！

校史编写组敬书

沉痛悼念陈卓同志

高瞻远瞩决策 脚踏实地干事——记与陈卓老书记一起工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