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华诞，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各个行业的校友与近两日纷纷返回母校，为甲子校庆献上自己最诚挚的祝福。在联系返校的校友进行采访时，杜厅长的温和热情的态度让如今就读于法大校园的记者感动不已。转角咖啡，坐下来聊聊天，听他讲述那一代人的法大故事，回忆他的法大情怀。

杜菲，安徽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现已退休，1965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1970年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上一届安徽省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时隔42年，杜厅长再次以校友的身份回到法大，谈及其与法大的“缘分”，杜菲显得很兴奋，为记者细细数来：“第一是我自己，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1965年入学的，入学3个月以后成为法大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当时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辅导员是中国政法大学后来的常务副校长，这是我和法大的缘分；第二点，40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九月份，我的儿子霍政欣作为武汉大学国际私法的博士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当老师；第三个‘有缘’表现在我的儿媳，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本硕连读的研究生，现在在朝阳区法院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一家人都跟法大有缘，可以说是“法律世家”了，所以我非常高兴也很有积极性来参加60年校庆的活动。”

回忆起当年的北京政法学院以及自己在那里上大学的日子，杜菲表示法大这么多年以来依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蓟门桥到现在的昌平校区，无论是学校规模、教师队伍、招生人数，无论是从过去单一的本科到现在的硕士、博士，再到目前学校设置专业的品种，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由北京政法大学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名字取得非常响亮，意味着它是中国水平最高的法律学府”。杜菲读大学的年代是上世纪的60年代，那是一个中国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年代，更是一个热血沸腾、充满盲目崇拜的年代。“我们刚入大学那会儿先学习党课和哲学，从大二才开始正式学习法律，可是因为在我入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我在学校待了五年，却是有四年都在‘闹革命’，确实没有读到什么书。当时的青年对毛主席极端崇拜，称他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在个人崇拜泛滥的时代，缺乏民主和法制，国家有几部法律但法律保护的范围很有限，领袖就是“法律”，所以当时我们的思想其实是很痛苦的，不知道国家民族的未来在何方。”杜菲说道。

60年代从小县城考到北京读完大学后，杜厅长毕业走出法大校园的时候面对的机遇是极好的。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民主法治建设恰恰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而当时学习法律的人才太少，那时的法大一年毕业生只有400个学生，所以在1983年前后提拔司法干部的时候，那时“正当年”的他们就遇到了人生中最好的机遇。怀抱着“为国家法制建设做贡献”的梦想踏入社会，杜菲说，在法大求学的那几年给予他最大影响的便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观念，这对于他自己能够在贪污腐败之风日益盛行的官场一直保持两袖清风直至安全退休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对他时时处处是一种提醒。

在大四毕业季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向杜厅长问及现在社会热议的法学专业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目前看来，存在“人才过剩”的表面现象，这是因为中国的“法治经济”发展很不健全。第一，如今的中国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经济，行政手段在很多方面仍然替代法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学专业人才的择业观，有些人更倾向于选择进入到党政机关工作。第二，法律人才的使用不均衡，就合肥市来讲，合肥市区可能有2000多个律师，但在下属的县城里可能只有几个律师，大学生普遍不愿意到基层工作；第三，大学毕业生的法律信仰很薄弱，部分年轻人崇尚“官本位”思想，这些都限制了法学人才的充分利用。

他也为面临就业的“师弟师妹”提出了建议和忠告，一定要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在学校学有所成，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有志青年要到中西部地区去、到基层去工作，不能妄自菲薄。“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单纯，现在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完全是一方净土，但是大学生还是应该有志向，学好专业和外语的同时，博览群书，向深层次、高端性人才方面靠近，同时要向社会学习，不读死书，有爱心，懂得孝顺父母”。

作为毕业于法大的老前辈，在母校60华诞之际返校，杜菲对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做出了展望。他谈到，我国最终要走向民主法治的道路，随着中国与国际交往的加强，这是中国必须要做出的改变，潮流之所在，任何人无法阻挡。“一个国家只有到了平民百姓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的时候才可以说民主比较到位了。现在的中国相比于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自身的体制问题仍然导致贪腐现象存在，应该做出政治体制的改革”。

此次回到母校，杜菲对法大校庆各方面布置工作很满意，并且对志愿者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最后，他祝愿母校更加繁荣，希望法大作为一所专业性极强的法学学府可以真正引领法学专业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