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7月15日至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在广州珠岛宾馆主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我国两岸三地以及美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学者共约130人（其中海外学者约40人）出席了研讨会，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的硕学大家或汉学家蒋永敬（台北）、胡春惠（香港）、章开沅（武汉）、巴斯蒂（巴黎）、久保田文次（东京）、狭间直树（京都）、黄宇和（悉尼）、张岂之（北京）、尚明轩（北京）、龚书铎（北京）、陈三井（台北）、魏宏运（天津）、俞辛淳（天津）、耿云志（北京）、张磊（广州）、王笛（休斯顿）等出席了研讨会，我校人文学院教授郭世佑博士也应邀赴会。

根据会议议程，郭世佑教授在A组第一场作第一个论文报告，题为《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政治》。该场由狭间直树教授与谢放教授为主持人、王笛教授为评论人。

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外学者研究甚多，至今已有近百篇论文发表，还有多本专著问世，其研究起点可想而知。郭世佑教授将旧题新释，得出有异于前人的见解。他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乎，还是张作霖，都在谋求国家统一，孙与吴、张等人还分别探求合作，其过程十分复杂，很难用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方法清理其中的是非曲直，惟有具体分析最保险，也最艰巨；应当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行使价值评判的权利；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史学就如同司法取证，在史料与证据面前人人平等，无所谓褒贬，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既要尽量避免国民党官方史学中那种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的正统史观，也要尽量清除以苏俄的是非为是非的正统史观的余痕，一个严谨的史学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应当既是任何历史人物的辩护律师，同时也是检察官和法官；在考察中外关系问题时，应当确保以国家的正当利益为坐标，无论是欧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无权以牺牲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否则，任何国际联盟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旗号都容易变成“甜蜜的谎言”，后果不堪设想；档案资料表明，苏俄对中国内部矛盾的利用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在当时就已相当露骨和粗暴，苏俄是在谋求与声望正隆的直系将军吴佩乎合作却遭到既反对与苏俄联盟也不屑与日本合作的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吴佩乎断然拒绝（吴明确反对在国内统一的问题上夹入外力因素）之后，再把目光投向孙中山的，孙中山本人也是在谋求与欧美合作却屡遭欧美国家白眼之后，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废约承诺的双重鼓舞下将友谊之手伸向苏俄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反帝统一战线主张，接受苏俄的意识形态，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苏俄代表鲍罗廷等人再三逼迫所致；关于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存在着演讲与行为的明显分裂，值得注意，如果囿于文本主义，就容易拔高孙中山的形象，有悖于历史的真实，如果囿于行为，却难以获得同情的“了解”，惟有综合的考察，方可将史学主体的主观性与片面性降低到最低程度，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都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近乎苛刻的素质要求，需要史学研究者在情境、物境与意境的两难中行使裁判的权利，展示自己的艰辛与智慧；正是基于“联俄”的成功，孙中山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精神领袖，影响深远，恪守传统政治道德的吴佩乎十分清醒地选择了失败，运用现代技术政治的孙中山十分清醒地选择了政治的主动，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一份丰厚而且酸甜苦辣全有的政治遗产。通过对孙中山与吴佩乎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郭世佑教授最后指出：在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传播中，个人运用现代技术政治的得失是一回事，国家利益的得失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儒将吴佩乎的历史价值既不因自身兵败而勾消，也不为“军阀”恶谥而永久封尘，除非史学研究者都只甘做“胜利者的宣传”，或者只满足于某些空泛的政治符号。

郭世佑教授的报告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因而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与关注，还一度成为休息时与餐桌上的讨论话题。有的资深学者认为，无论是史料的占有与梳理，还是在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运用上，郭先生的报告都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视野开阔，这也表明，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作。对于少数学者提出的疑问，郭老师都一一作了回答。在C组第四场的报告会上，郭世佑先生还担任评论人，对美国学者韩孝荣教授等4位学者的报告予以评论。

本次研讨会受到中山大学与广东省、广州市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邀请与会代表参观中山大学校园、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遗址、黄埔军校陈列馆，珠江夜景、广州陈氏书院等。广东社会科学院黄彦先生还通报了举世关注的大型学术工程《孙文全集》的编辑情况，他说，其中有10％以上的资料未曾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