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晚，名家论坛第205讲——“蒙元时代的公文制度”，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09会议室举行。论坛主讲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与谈嘉宾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阿风研究员，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参加者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所的师生外，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单位的学者及我校法律史专业的硕博研究生。

讲座内容围绕蒙元公文基本文献、公文的常见种类、公文行文的几个特点、公文行移的原则规定、朝鲜《吏文》附《吏文辑览》等五个方面展开。

刘晓认为，文书制度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自唐宋金以来的不断发展，体系逐渐完备。由于宋代公文制度随着南宋灭亡基本中断，故明清时期文书制度与金、元的继承关系更为明显。

元代公文文献散见于元代政书、元代官方出版物（包括官方出版的元人文集）卷首、石刻及黑水城文书中。元代公文种类主要有诸旨（圣旨、懿旨、令旨、钧旨、台旨等产）及上行、平行、下行公文，包括约20个文种，大部分为独立行用者，也有个别非独立行用者如判送。

元代公文行文的特点，最显著者莫过于起首语。不同级别的公文，都有固定的起首语，如圣旨起首语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诏书起首必曰“上天眷命”，明清圣旨首句“奉天承运”，越南圣旨首句“顺天承运”等，都是受蒙元圣旨的影响，这与北族（匈奴、突厥、蒙古等）崇尚君主尊号的传统有一定渊源关系。

结尾语如“须至札付者”、“须至牒者”等，对判定公文文种至关重要。而“诸此”是转引公文时于结尾使用的提示词，如钦此（圣旨）、敬此（懿旨、令旨）、奉此（钧旨及上级公文）、准此（平行）、得此（下级公文）、承此（节录另一组公文）等，对判断蒙元公文层级，具有关键作用。

有关公文行移的规定，在《元典章》、《高丽史》、《秘书监志》等典籍中有详细记载。其核心是，公文形式与官署衙门的品级关系密切。刘晓老师以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所载“中书省咨文（咨江浙行省）”、苏天爵《国朝文类》所载“江浙儒学提举司指挥（下杭州西湖书院）”，以及《四书章图》卷首公文（江浙行省咨中书省，中书省判送礼部，礼部呈中书省，中书省左司礼房呈中书省）为例，详解公文起首语、结尾语、诸此的使用与公文层级和运转流程，并就《黑城文书》、《述善集》、《明会典》、朝鲜《吏文》等典籍中关于公文的行移体式，作了精要评述。

讲座内容虽聚焦于蒙元时代的圣旨公文，但议题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刘晓除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作了介绍外，也频繁涉及蒙元公文对明代及周边韩国、越南的影响。

与谈嘉宾张帆教授认为，刘晓对元代公文制度的系统研究以及对元明公文的比较，很具有启发性。元代收录公文的书目很多，但截录现象较普遍，参考元代石刻资料，可以对蒙元公文有更详细的了解。传统公文制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后来彻底中断，以致当代人对传统公文及运作方式很陌生。张帆老师进而对公文中的常见词——“仰”、“该”的用法，明清公文起首语“为……事”的源头，“钦此钦遵”的含义与断句等，做了探讨分析。

阿风研究员认为，明代初年继承使用元代文书体制，洪武二十四年进行公文制度改革，在继承的同时，也开始微调，故公文的发展脉络值得关注。进而，他着重就移动文书与非移动文书（文书草稿和底本不具有流通性），元明官衙内部公文行移的异同、 呈和申的区分，以及高丽国的文书体制渊源等，进行探讨。

提问环节，与会师生就公据碑中“行具”的含义、事目格式及八思巴文的含义、公据与执照的差异、执照碑在元代流行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交流。

（蒙元时代的公文制度主题讲座）

与以往学术讲座不同的是，此次论坛承办方对讲座形式作了创新尝试。在讲座现场，提前布置了十余通与讲座内容有关的蒙元圣旨碑、公文碑拓片，以期营造出一定历史氛围，让参加者感知远去的蒙元王朝和公文制度，仍然触手可及。李雪梅老师对展品内容作了介绍，并将自己手拓的元《玉泉寺圣旨碑》局部与元代碑额赠送主讲人和与谈宾。至此，本场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