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错案经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佘祥林错案中，体现出我国传统思维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两大弊端：一个是办案机关不是用现代刑事司法的观念来指导侦查、指导破案，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把握上，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认识不到位，或者说明显漠视。第二就是当地有关部门干预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使得办案机关不能真正实现有效地“互相制约”，导致此案一错再错。另外，侦查队伍客观上破案的压力大，主观上对破案急功近利，甚至以此邀功请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类似案件的发生，都会让人想到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杜绝刑讯逼供，单纯要求司法人员从思想观念上转变是明显不够的。法治社会主要要求把观念落实到制度上，靠制度保障。刑事诉讼立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而不是一般的禁止），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不上，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何从法律上遏制刑讯逼供，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点问题之一；侦查过程中只要措施跟上，刑讯逼供是能遏制住的。具体来说，首先，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在合法羁押场所即看守所进行。刑讯逼供一般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之前，而不是在看守所。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拘留审查，就必须及时送到看守所，而不是放在警察手里。但现在根据警察法，留置的时间最长可达48小时，在48小时内怎么防止刑讯逼供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实践中，警察把犯罪嫌疑人放到看守所以外的、警察认为合适的地点，像佘祥林被关押十天十一夜，我就怀疑是不是在看守所里发生的。

第二，按照发达国家法治社会的做法，犯罪嫌疑人接受警察讯问，要有律师在场。这里的律师不一定是犯罪嫌疑人请来的律师，可以是临时提供法律援助的值班律师。

第三，现在很多国家都搞录音录像，而且录音录像不是由侦查人员负责，而是由第三者（譬如说看守所）负责。同时要强调必须是全程的录音录像。考虑到中国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如果说录像花钱太多，那么录音还是很便宜的。所以我认为在当前至少要做到只要警察讯问就必须全程录音。

第四，在证据制度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我们应事先告诉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的权利是什么。总之，如果有这几条跟上去，情况就大不一样。

有记者问我，学界一直呼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但在佘祥林案中，办案人员认为轻易宣判无罪会给被害人带来伤害，因此实行了疑罪从轻。为什么在实践层面，疑罪从无不易推行？实际上，“疑罪从轻”也是“疑罪从有”。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民众的法治意识问题。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办案既讲尽力，又讲文明取证，而不能单纯追求高破案率，搞不择手段的破案。另外，领导、学者以及民众要达成一个共识：疑罪从无。疑案存在两种可能，可能是犯罪，也可能是无辜。而且，当证据证明到相当的程度时，会出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但定案时，必须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则，应视为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疑罪从无，也就是无罪推定的要求。

相关链接：[今日说法]马怀德教授：佘祥林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