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好采访的日子，记者辗转来到海淀区蓝靛厂梁淑英教授的住址，正好在门口碰到刚参加完聚会回来的梁老师，干练的头发、坚实的步伐、和蔼的笑容，从这个老人身上丝毫感觉不到暮年的气息，反而充盈的是年轻人的活力与朝气。整个采访过程，梁老师也是热情洋溢，和年轻人的交流没有一点代沟。这个从曲折和苦难中走来的老人，似一块奇石，几经雕琢却又不改本性。说是雕琢，无疑法大给了助推；不改本性，则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淡淡气质和自我秉性。
一，就这样与你结缘
那是在1960年，家在北京丰台区的梁淑英通过高考，走进了位于海淀区西土城路的北京政法学院大门，从此便和法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淑英曾说：“人生有三个母亲，养育我的妈妈、汲取知识的母校和保护一世平安的祖国。”对于自己的母校，在报考志愿时她却并不了解，更不知何为法律，又为何学法。只是觉得，有学上真好，别无其他。
8月底，当梁淑英孤身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学校时，看到的不过是不大的校园里孤零零散落着一座教学楼、一座联合楼、一个礼堂、四栋学生宿舍楼和一座教师宿舍兼办公楼的6号楼。但还好，她暗自庆幸，小滇池和操场的存在让这个小小的校园还算充满了生气。用她后来的话形容：“环境优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然而，开始上课之后，她才体会到了这个建校不到十周年的学院的艰辛与不易。
当时，学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规专业课和文化课，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汉文、中共党史、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形势政策与法律、劳动改造法、国际法等课程；另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参加社会实践了。
但当时国家的大背景下，法制并不健全，国际甚至是国内交流也几乎没有，教师主要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图书馆也资源匮乏，致使教师的课程理论深度明显不够。然而“当时老师条件极其艰苦，月工资只有十几块钱，住的宿舍也是十几平米的筒子楼，老师们却还是不断拼搏奋斗，这是多么可敬的一代老师！”梁淑英感动地回忆道。
对于当时时兴的社会实践，梁老师现在只能记住两件事了。一是参加整社，被分配到东升公社大钟寺生产队之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会一同开会讨论生产队的事情。当时正值严重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三个月下来，一般只有贴饼子或蒸窝头，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另一件事就是专业实习，即到公检法三机关学习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那是在1962年9月，梁老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学习，虽然只有两个月，实习完她还是不禁感慨，“学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成熟了很多”。
谈到实习，梁老师还专门提及了当时自己的实习老师田世君，并得意地说起了自己独立办的一件离婚案。此案是一个50出头的妇女要求与其新婚一个月的60多岁老头儿离婚，而原因只是女方想要男方财产。“看完卷宗并到相关单位了解了情况之后，我想好了工作方向。”于是，梁老师先后找了男女双方谈话，并说服了女方，也让男方答应给予女方50元赔偿。第二天，两人便和解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梁老师高兴地说：“这是我人生独立办的第一个案子，要归功于田指导，真的十分谢谢她的信任与支持。”
大学期间，最让梁老师骄傲的事就是1962年6月6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党员基本上不发展或从严发展，入党十分困难。四年大学中，梁淑英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吸纳为党员的学生。这一是因为出身好，她的家庭在“土改”时被划为了贫农，更重要的是她在下乡劳动锻炼时表现好、思想好、学习好，又是团支部书记，能团结群众，所以获得了党支部的一致同意。
除了学习和班级活动，梁老师平时在学校也有着快乐的课余生活——加入垒球队，参加班上的合唱和联欢会，周末组织看电影等等。虽说基本是教室（或图书馆）、饭堂、宿舍的三点一线，但也是充实快活其乐无穷。
让为人处世低调平和的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因为辫子而闻名全校，很多人不知道她名字，都直接管她叫“大辫子”。这全因为年轻时梁老师留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编成辫子也能垂及膝盖。有一回去量制衣服，裁缝忍不住量了量她的长辫子：一米半！梁老师对自己的长辫子却不以为然：“咳，可麻烦着呢，冬天出门都是塞进棉袄里的，不然挤公交肯定会被夹住。”
二、起起伏伏十几载
1964年，大学毕业的梁淑英选择了留校任教，成为了大学里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但她没想到的是，“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会给她的人生带来这么多波折。
当年9月，梁淑英就带着61级的学生去广西桂林专区保峰县参加“四清”运动，劳动整社。据梁老师回忆，当地公社的社长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集社员的意见，然后向社长进行质询。
但当地艰苦的生活，反而像是一名严格的教官，准备整治这些从首都高校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梁老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刚去的时候，她一个人住一间破屋子，没有窗子，墙上还有个破洞。她当时害怕极了，为了安全着想，就在墙洞下放了一盆水，如果晚上有坏人爬过墙洞进来还会踩着水盆惊醒她。
最痛苦的事还是吃不饱，年轻人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白天又要做大量的农活，吃不饱怎么行。但当时有严格的纪律，知青一律每月交给寄宿的老乡20块钱、40斤粮票，禁止私自花钱去购买食物。
在老乡家里，从十月份开始到春节，一日三餐都是白薯，蒸白薯，切成片撒点酸辣椒和盐。到了春节，终于有米饭吃了，但也只有酸辣椒和腌生姜作菜。事实上，这样一个月下来，根本花不了几块钱。
梁老师还记得一次跟着老乡去集市卖点农产品，中午老乡进饭馆吃饭去了，因为有纪律，她不能进饭馆，只能在外面饿着肚子干等，“当时真是感觉这纪律太不人道了”。
后来知青出现了集体浮肿的现象，看起来似乎养胖了，但手一按就是一个坑，上面这才决定让知青们自己搭伙做饭。开伙后，知青们自己上山砍柴，自己赶集买菜，终于能吃得好一点了。“当时年轻，真不觉得特别苦。”梁老师说。
“文革”开始的时候，梁淑英作为辅导员，正带着一帮大一的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天堂河半工半读。白天在沙地上开垦农地，晚上会上一些哲学课。对于北京城里突然闹起来的“造反”运动一无所知，直到学院的学生们把战火烧到了农场，他们才被全部带回去批斗。
学校当时“闹革命”闹得一团乱，老师首当其中得挨批斗，学生干部也未能幸免。梁老师记得，当天到了学校，行李都不知道被扔哪儿去了，就被拉到礼堂批斗，先是集体批斗，再分小班批斗。学生向她要“三反”材料，梁老师脾气也硬，一口咬定就是没有，后来学生也拿她没有办法。
让梁老师感到很有趣的是学生专门画了幅漫画批斗她，戴着眼镜，大耳朵，还背着一个书包，十分可笑。那所谓的书包被说成是广西制造的高级产品，其实只是梁老师从乡下带回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戴眼镜，梁老师后来问学生，学生告诉她，因为你是资本家的臭小姐。“他们知道什么呢，都是胡闹！”梁老师叹了口气。
闹得最严重的就是66年，到秋天就好些了。他们分成不同的派系相互打起来了，后来又到外面闹去了，全国大串联。老师们有的结婚生孩子，每天写写大字报，或者坐一块一聊一整天。1968年底先后来了工宣队、军宣队，局面得到了控制。
1969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备战”，让全校老师都去延庆，不许带家属，住到老乡家里，一直到春节后。
当时，钱端升院长也去了，有一次梁老师去邻村找人，正碰上他和儿子在路边休息。钱端升当时被划成了右派，得了急病让儿子接他回去。梁老师过去问候了几句，她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钱院长还能一眼认出她来。梁老师感慨地说：“人在危难之中，你跟他说说话，他都会感激你。”
从延庆回来，全校人员又马不停蹄赶往安徽“五七干校”。刚到的时候，住在土房子里，晚上冻得墙上生冰渣子，根本睡不着觉。后来自己盖了砖房，日子才好过了一些。
北京政法学院也就此解散了。1972年，梁淑英被分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她只是众多被分散的政法老师中的一个，有的老师就留在了安徽就地分配，有了在北京其他单位找到了新工作。
三、在法大当了一辈子老师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当时正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的梁淑英教授，听到学校复办的消息后，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学校。回忆当时的初衷，梁老师说：“在那边虽然干得也不错，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专业，我是学法律的，当然就应该回来教法律。”
回来后，学校百废待兴。一开始，学校想安排梁淑英去做人事工作，但是由于她的坚持，梁淑英还是回到了自己期望的教学岗位。
1979年第一届招生，梁淑英便开始了国际法的授课，从此之后也一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所以对国际法在我校的发展轨迹也是熟稔于心。回忆中，1960年上大学时学校便开设了国际法，但那时，中国相对封闭媒体也不发达，讲授知识浅，比较粗略，正如梁老师所说，“游离在国际社会之外，又何谈国际法”。
学校复办以后，虽然中国的国际交往渐渐多起来，但是国际法的发展却稍显迟缓。当时的授课，老师们唯一可以参考的教材就是王铁崖先生翻译的劳德派的国际法，自己摸索着讲课，对于学生而言则根本没有课本之说。学生学得累，老师教得也辛苦。之后，1982年由王铁崖主编的国际法成为了学生的主要教材，我们学校主编的第一本国际法教材也在1988年问世，国际法的教学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
从开始摸索尝试到现在发展壮大，梁老师也是备感欣慰。“一度我们学校只有五个国际法老师，现在好了，老师数量逐渐多了，而且学历高，质量好，年轻化，真是欣慰。”
现在的梁淑英早已退休，但还是时常关注学校的动态。前几天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梁老师也还是亲自参与其中。从1960年入学，到后来毕业留校，再到“文革”，学校撤销，复办，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法大经历的坎坷、艰辛、发展和成就，梁淑英都一路伴随她走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三尺讲台上奉献着自己用不完的热情。
跟梁老师的整个谈话，提起最多的是她一生从教对教师这个岗位的真诚见解：“老师总是在变化，慢慢成熟，传播知识的手段也是不断变化。上课是要讲你的观念，你的理解，如果照本宣科，那这个老师你还是不要做了。”梁老师更是谦虚地说道：“教了一辈子国际法也没搞明白究竟什么是国际法，当了一辈子老师也不知道教师究竟应该怎么当，真是惭愧。”
最后，当被问及自己对法大六十年的发展有何感想时，梁老师淡淡地却饱含深情地告诉我们，学校应该以法学教育为主，其他学科可以附带发展，但是法学应该永远是这个学校的主流派，而且一直是个支柱。虽然近年来也是有些问题出现，就像现在大学的教师很多都是自产自销，近亲繁殖，只在一个学校接受一种教育模式，这样是很不好的。但是，学校近年也是提出国际化发展的道路，让学校上了一个新台阶。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