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禁令逐渐宽松

刚到苏联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跟苏联女性谈恋爱、禁止中国留学生之间有越轨行为的禁令很严格,穆谟就是因为违反禁令而被遣返回国了。

穆谟回国好像是1954年4月。当时他是中共党员,是我们12个人的班长。但后来他与司马念媛谈恋爱。组织发现后,当然应该处分两个人,司马念媛是共青团员。但穆谟提出,虽然司马念媛是主动的,但要处分就处分他一个,让司马念媛继续留在苏联学习。最后穆谟提出了调回国内工作的申请,他就这样先回来了。

这个禁令的严格执行主要是在前一段时期。到后来政策就宽松多了,中国人跟苏联人谈恋爱也没关系了,甚至到了后来结婚也没事了。

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就曾经娶了个苏联的媳妇儿。但这段婚姻后来也成了一段悲剧。在苏联的时候,像这样的婚姻都没问题,但一到回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女方究竟愿不愿意跟你回中国?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洪增仁就是回国的时候,女方不愿意来中国,就留在了苏联。刚开始还好点,两个人还能有邮件往来,到了后来,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就联系不到了,人家在苏联到底怎么样,你也不敢随便写信去问,一写信有人说你是里通外国。而洪增仁回国后,很痴情,一直没再婚,单身过了半辈子。

就我个人来说,胆子比较小,没有敢在这方面有所尝试。我觉得,不同民族之间差异很大,无论是性格还是习俗,有时候沟通难度很大,甚至根本就没法沟通,所以那时候尽管一些中国留学生都跃跃欲试,想娶个苏联姑娘回来,但我还是不敢去尝试。

跨国婚姻的困境

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表明,所有中国留学生跟苏联人的婚姻,最后几乎都没有好结局。在我们同学所经历的跨国婚姻中,陈汉章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

陈汉章早年参加了新四军,革命经历很丰富。他的父亲是沙克夫,也算是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之一。陈汉章跟王明的关系很好。他出国前,就是在王明手下做俄语翻译工作,后来王明去了苏联,陈汉章还去看他。

陈汉章就遭遇了这种跨国婚姻的困境。1951年苏联法律专家达理克夫、贝克夫一道访华,同行还有一位女翻译。而中方的翻译是陈汉章。一来二去,陈汉章就跟这位女翻译相好了,最后这位女翻译怀孕了。一时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那么怎么办呢?上面就让这女翻译回苏联,陈汉章也没受到什么处分。由于有这一段感情在,所以陈汉章特别希望能够第一批派到苏联留学。他想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在苏联就比较好办,联系、见面就方便了,这段感情也不至于无果而终。

天遂人愿,陈汉章确实首批被派往苏联了。但是,我们第一批留学生没有派往莫斯科,而是去了离莫斯科有一千多公里的喀山。陈汉章和他的女朋友离得还是很远。于是,陈汉章就带头要求将我们这批留学生都调往莫斯科,大家都希望去莫斯科,陈汉章是最积极的。

1953年夏天我们都去了莫斯科。陈汉章的女朋友也已经生下了他们在中国怀的孩子,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安娜。可是我们出国前纪律有明确要求,绝对禁止跟苏联女性恋爱,更不用说结婚。那么,这下子怎么办呢?

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是张闻天,张闻天就给国内打了一个特别报告,报告中将两个人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特别指出两个人是在中国期间建立恋爱关系,而且已经有了孩子,申请特批他们结婚。中央最终也同意了这个报告,于是陈汉章和他女朋友在苏联补办了一个结婚仪式。

我和陈汉章都是1956年毕业回国。那么他那苏联爱人和孩子怎么办呢?她们一起跟着回来了。在中苏关系甚笃的时候,这也不是什么问题,陈汉章的爱人享受苏联专家待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俄语,他们的孩子也上着专门给各国驻中国使馆人员的孩子办的幼儿园。他们一家住在砖塔胡同,其乐融融。

但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他爱人还保持着苏联国籍,经常要跑苏联大使馆,时时处处总是不大自在。而他女儿也习惯了苏联的生活,闹着要上苏联的学校。

那段时间陈汉章可真是疲于奔命。我记得他常跟我抱怨,“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人家天天说她是苏修特务”。最终,他的苏联爱人还是呆不下去了,在中苏关系降至冰点后,带着孩子回苏联去了。我知道他们两口子感情非常好,他们的这种分离,完全不是感情因素的分离,而是中苏政治关系破裂造成的。而他们的遭遇,只是当时成百上千异国婚姻悲惨遭遇的缩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留学生和苏联女孩谈恋爱,大部分都发生在1958年之前。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党两国已经撕破脸皮,中国的留苏学生已经成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士,恐怕政治高压下,谁也没心思和苏联女孩谈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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