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留学生的领队是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三位老军医。钱信忠随我们出国的时候，头发都有点白了，他后来曾经做过卫生部部长。我们出国时，钱信忠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到苏联后，人人都要抢白旗。抢白旗什么意思呢？当时什么都是红的好，白的意味着不好的东西。

后来我们才明白，因为苏联的考试制度是实行5分制，5分是最高的，而在俄语中5分的谐音就是汉语里面的“白旗”。苏联大中小学的成绩均为5分制：5分为优，4分为良，3分为中，2分就不及格了，他让大家争取“优”的成绩，所以叫“抢白旗”。钱信忠说让我们“抢白旗”，就是说让我们好好学习，争取考试门门拿最高分。他讲的其他内容都忘记了，唯独这句“抢白旗”记住了，人人都要“抢白旗”。

当时无论是在喀山大学还是后来在莫斯科大学，与苏联学生共同听课、考试都给我带来了许多困难。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看书和听课还不算太难。书本是死的，只要能看懂，哪怕速度慢，多花一些时间就可以了；听课有困难，但只要事先把老师要讲的内容预习过，听起来也大体能领会。对中国学生来说最难的有两个：一是课堂讨论，二是考试。

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就是seminar，这是一种来自德国的教育传统。我们的一些专业课程，都有课堂讨论，课堂讨论在专业课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课堂讨论是小班进行，二十多人，老师出的都是案例题，要学生分析案例，援引适用的法律和法规，这可难坏了我们。当时，俄语并没有学得很纯熟，而苏联具体的法律、法规又浩如烟海，尤其是关于住房等社会问题的讨论，要清楚地引用适用苏联的法律、法规，真是难于上青天。

那时候，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方便的检索条件，但是无论如何，课堂讨论还必须认真对待，课堂讨论的成败，会影响到学科总成绩。如果被老师点名，站起来回答不上，那真的无地自容。于是，我们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出击：找成绩好的苏联同学，先把该分析的材料、观点和应援引的法律文件都准备好，大体将要说的话都准备妥，在课堂讨论会上主动举手发言。从老师的角度看，老师也希望中国学生先发言。发言后，老师也不想再为难中国学生，便问起其他苏联学生来。这一招确实管用，屡试不爽，至少在后两三次课堂讨论中，可以大大减少老师提问的机会。

口试考试

苏联大学的考试全部是口试，五年中四十多门课程百分之百是口试。一二年级时真是紧张万分，四五年级时就已习以为常了。

在苏联入大学时，每人都给了一本记分册，每门课的考试都由一位老师主持，考完当时给分，将分数记入记分册，老师签字。考试都有考签，每个考签上有3道题。一个班的学生近三十人，老师准备30个考签，每个学生抽一个。这30个考签90道题，就把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概括进去了。学生都知道每个考签上是什么题，但就是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个考签。口试对那些学习比较好的人，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相当一部分苏联学生是不用功的，考试临时抱佛脚，所以，他们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比较惊慌。于是，每次碰上口试，他们就把学习好的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推到前面。这样每个同学考完出来，他们就赶紧问考过的内容，然后专心突击剩下为数不多的未考过的考题。他们突击一下，准备准备，还是能够通过考试的。这就是他们对付考试的方法。

有些老师特别严厉，给分很紧，学生很是害怕。有一次，一个苏联学生回答完了，老师神情严肃地在记分册上记下分数后，就把记分册扔到地上，学生捡起后吓得哭起来，出教室后，哭着说这下完蛋了，可是打开记分册一看，给的居然是5分。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教授对中国学生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看你懂得基本的原理，不是完全一问三不知，基本上就不会过于为难。而当时，我们中国学生大部分学习都很用功，应付这些考试本来也不在话下。好在抽完签后有20分钟准备时间，有时老师还照顾中国学生，问是否要多准备些时间，如果答得基本差不多，老师对中国学生就不再问了。很多学生就怕老师提问，一提问心里就慌，更答不出来了。

我拿到考题之后，准备了十五分钟左右，写一个提纲，然后按照书上的基本内容回答一下。有时候，老师甚至不等你答完，就说“行了行了，走吧走吧”。所以，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只要稍微认真学习，老师都会让你及格。应该说，口试是一种很独特的考试方法，它绝不可能作弊，但可能取巧，老师面对面向学生问问题，可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口才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我对这种口试是很赞赏的，它对我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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