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禁令”

在我们看来,苏联当时社会上最触目惊心的现象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的青壮年男性很多都在“二战”中战死疆场,这也就形成苏联的女性急于找中国留学生的现象。当时派去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很受苏联女性欢迎的“香饽饽”。

那时候,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在其他环境里,中国男生都有很好的口碑,很努力,学习又用功,为人正派,而且是国家层层选拔公派出去的。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女生跟苏联男性谈恋爱的情况,放眼望去,都是苏联女性主动追求中国男生。

我们出国培训时有一条纪律,就是绝对禁止中国人跟外国人尤其是苏联人谈恋爱。而且,当时纪律还规定,中国人之间原则上也不能够谈恋爱,尤其是不能有越轨行为。我们在苏联时,至少刚开始那两年,这两条禁令执行得很严格。

例如,和我们一道学法律的穆谟就撞上了这个“禁令”。穆谟以前是天津市人民法院的,是我们首批12名学法律的留苏学生之一。人很聪明,成绩也很优秀。穆谟后来就是因为和一个中国女同学谈恋爱,两个人可能有了越轨行为,结果被遣送回国了。

攻克“拦路虎”

我们那一批留苏学生走得匆忙,不像后来的留苏预备生,都可以在国内先学一阵俄语再出去。按照派出部门的要求,我们到苏联后,先专门学一年俄语,然后再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苏联学生一起听课、考试。苏联的普通学院是四年毕业,而大学都是五年毕业,加上语言学习的一年,那我们就成了六年了。那么去苏联学习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语言关。不掌握语言,课堂上就会“坐飞机”,完全听不懂,甚至专业知识等于零。

对于我来说,由于曾在教会中学和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再学俄语,脑子里有个外语的概念,总有个外语规律可循。但对有些同学来说,没有其他外语基础,学俄语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我在学完半年俄语后,就插班和苏联学生一起进入一年级第二学期。我当时为什么要插班进入一年级呢?这是受陈汉章的影响。陈汉章是我们一同前往苏联留学的同学,他原来的俄语就非常好,在国内时就做过俄文的翻译,觉得再学一年俄语白白浪费时间。我俩私交非常好,他有插班的想法,我也觉得俄语对我已经不成其为“拦路虎”,于是便跟他一道插班进入一年级了。

关于语言学习,这里面还有一段特殊背景。1951年年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林伯渠在苏联疗养,与留苏的中国学生有一定的接触,了解到由于俄语功底不足、心理准备不足等而造成的问题。

他在回国后,便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我们那批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三百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得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

于是,1951年12月初国家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专门设立了留苏预备学校,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被称为“俄专二部”。“俄专二部”在1952年2月正式开始培训留苏学生,刚开始是借的辅仁大学的校舍,到6月份才搬到西城区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所在地,正式成为留苏预备部。

我插班进入一年级之后,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还没修。那怎么办呢?我就在以后的几个学期中,又将第一学期缺考的五门课程陆续补考完毕,这样,最后我跟其他同学比,就提前一年毕业了。

记得毕业典礼时,我还作为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留学生代表做了发言。按照苏联当时的教育制度,大学毕业生每个人都有一个菱形的毕业纪念章,上面刻有苏联的国徽,很漂亮,可惜我的已经丢失。五年学习结束了,所有的课程我均获“优”,拿到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全优毕业证书。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很有意义的攀登。获取的知识许多都忘了,但五年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锻炼,以及综合能力的提高是令我终生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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