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欲而害学。学者,吾惟一之希望也。”——钱端升

我的父亲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0年2月25日出生在江苏上海县的一个中医家庭。他13岁开始在家乡最好的松江中学学习。后来,为了投考北京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上海市最好的中学——南洋中学去学习；1917年他又以南洋中学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清华学堂。

1919年夏,父亲在清华获得官费留美,192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所学的专业是政治学,由于父亲提前半年修完学业,哈佛校长便介绍他利用剩余的时间和费用去欧洲游历,因此,父亲有机会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去进修和游历,顺便考察各国国会和议会。

1924年秋父亲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他担任过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还主办过《现代评论》等政论性刊物。

20年代至40年代,父亲的译著主要有G.M.Trevelyan写的《英国史》；著作主要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战后世界之改造》,还与王世杰合写了颇有影响的《比较宪法》一书。1947年,父亲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讲学,此期间又用英文写出了一部巨著——《中国的政府和政治》,1948年回国后,该书只能靠他的朋友安排在美国出版。过了30年中美关系解冻后,方得知此书已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学出版社作为美国大学教科书出版。直到80年代末该书仍在再版。

我记得父亲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写文章、写书,小的时候见他常在英文打字机上彻日彻夜地工作。他思路敏捷、出口成章,可以口中念着他构思的英文文章字句,母亲就随手写出。那本英文的《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就是在他口述下,由当时他的一位美国秘书替他打出来的。直到他已届高龄之后给费正清等美国友人写信时,仍然是出口成章,由母亲记录下来念给他听过之后即成文付邮。他的英文文章很讲究语句和修辞,他可以在一篇文章中用词没有重复。无怪乎父亲的好友金岳霖伯伯说,钱端升的英文比一些美国人还好。当然,他口述或写出中文文章就更是驾轻就熟了。他在1934年担任当时有影响的大报——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的8个月内就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纵论时局、针砭时弊、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反对绥靖主义的文章。

父亲在其他方面也是博学多识的。通过以下点滴之事,可以看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的博学多才和忧国忧民。

他熟知国内外许多大小地名和那里的主要历史事件。80年代有一次我出访西德归来,他就问我去了德国哪些地方,又特意问我去了幕尼黑、汉诺威、科隆、杜塞尔多夫、鲁尔、萨尔等地没有?随后又简要地讲给我听,哪里是普鲁士帝国的领地,哪里有德国和奥地利之争,哪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我从外省调查地质矿产返京,他也会问我这次去了哪些地方?当我讲到去了某某省某某小县时,令我惊叹的是他竟然熟知这些地方,并且还告诉我该县附近有哪一个县,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件,历史上出现过哪一个人物……

他也了解我的本行——各主要工业国矿产资源情况及当时的经济行情,如德国的煤炭和钢铁,荷兰及欧洲北海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中国某某省的矿产资源情况等等。他曾与我讨论过中国的石油、煤炭、铁矿、有色金属矿产等资源需求状况和前景。

1972年中国正在进行中美建交的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要父亲为双方资产的解冻谈判问题献策,父亲凭着自己的学识,竭尽全力地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达数月之久,终于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在谈判中我们应遵循的国际条法和谈判策略、谈判方式等建议。

1978年他又主动上书邓小平,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献计献策。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仍思维清晰,出口成章。他靠在沙发椅上,一边口述一边让我记录,最后我复诵一遍由他再口授修改成文。通过与父亲的这些接触,使我们更加理解,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原来是需要通晓如此丰富的知识,大脑中是装着整个世界的。

父亲一生很少为自己或为家眷去求过别人,但他却乐于帮助别人和他的学生们。在30年代、40年代毕业的他的学生中,很多人在经济上或工作上得到过他的帮助。解放后,他对生活困难的同学在经济上仍时有帮助。此外,他更重视学生学以致用的问题,当他发现有的同学在工作中学非所用时,就会为他们呼吁或直接帮助他们。解放初期,他总是不忘记动员他的在国外的学生回来为新中国效力。

记得1982年前后,有一次他的身体很不好,却坚持要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悼念一位解放后经他动员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致死的学生。父亲觉得对不起他和他的亲人,所以一定要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正因如此,父亲也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帮助,这些帮助泽及了母亲、我们兄弟甚至于我们的子女。

最后我想说的是,父亲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法制教育,他曾大声疾呼过政治应该制度化；遗憾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自己也难幸免政治法律非制度化带给他的灾难。最为典型的是,在新中国政法人才还十分匮乏的50年代,他受命于艰难之中,走马上任,在党委领导下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当时随他而来的,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一批教授、讲师、助教当中,既有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也有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更有解放前夕和5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应该说,他们大多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或政治法律人才,而且其中也不乏地下党员或地下党外围组织优秀成员。可是在1957年政法学院的反右斗争中,父亲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却未能幸免于难。

第二件事是,在中央给他摘掉帽子之后的1962年,他又受命于高教主管部门,要求他在政法学院内带领几位教师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班子,编译一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随后经过四年多的大量工作,父亲及其同事已完成了约120余万字的书稿,在编篡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不幸恰逢“文化大革命”降临,文稿被学校专案组抄走,迄今不知去向,也无人认真查究。

类似上述两桩悲剧,主要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在政治法律非制度化的大环境下发生的；但是小环境的推波助澜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的。我们相信,在中国民主与法制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的明天,这类不幸事件将不会再重演。

(本文为作者在钱端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发言节选)

原文链接：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70621/Articel09002G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