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方向，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完全能够加强对接，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它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紧扣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目的是实现各参与国共同繁荣。实现“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同繁荣目标，法律制度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十分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继续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决心，是中国在发展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升级和深化。需要重视的是，作为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不能不考察各参与国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不同。比如，参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可能由于相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复杂因素而面临风险。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要加强贸易投资、资源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借助法律手段积极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防范机制。

应当看到，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一带一路”参与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法律文化传统各异，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则不同，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资管理、能源开发、区域合作、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税收金融等领域，而且表现在公司、合同、侵权、知识产权等私法方面。如果不清楚其中的规律和要求，就有可能给参与合作的相关国家或企业带来预料不到的法律风险。

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立足各国现实情况，将相关政策问题法律化。利用法律的正式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等特质克服政治和商业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一带一路”合作与交往走上法治化轨道，在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这个法律框架应遵循相互礼让的国际法原则，尊重当事人选择可适用法律的自由，发生法律冲突时选择相应规则来解决。

目前，“一带一路”参与国相互交往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比如，一些国家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有关法律、政策不受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国际贸易仲裁制度的约束。同时，“一带一路”参与国还存在所谓“法律制度过剩”问题，即一些国家不仅存在大量双边协调合作机制，还建立了一些国际组织。这些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在相关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一带一路”参与国中形成了机制叠加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制度上需要相互整合，在规范上需要进一步梳理。目前，应设法推动现有机制相互包容。特别是在不同机制之间搭建沟通和衔接平台，防止不同机制彼此冲突。由于机制互容涉及复杂利益因素，需要谨慎对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促进各种机制相互适应。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和新的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深度合作创造条件。

从长远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尝试建立一套新的多边制度。在这种多边制度中，各参与国按照自己承诺的统一规则行事，承担义务并享有权利，从而提高这一宏大倡议的稳定性与法治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着眼于区域和全球多边规则与机制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支撑。这不仅能为各参与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中国方案，而且会成为中国在国际法领域作出新贡献的契机。

（作者为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孔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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