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如何浴火重生，当时学校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从众多第一批学子与老师们的点滴回忆中，我们或许将会得到真实而又生动的画面

本报实习生 王兆国

1979年秋，被撤销长达8年的北京政法学院迎来了复办后的第一批学子，其中本科生403名，研究生35名，随着学生们的到来，学校真正进入了正轨，踏上了重生的漫漫征程。

但困难无疑是巨大的，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学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校舍被占据，师资、图书流失严重，学生层次参差不齐等等，都是当时全校师生面对的重大考验。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于1983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已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与法学强校，与中国法治的前进紧密相连。学校复办30周年之际，第一批学子们重聚母校，抚今追昔。30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如何浴火重生，当时学校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从众多第一批学子与老师们的点滴回忆中，我们或许将会得到真实而又生动的画面。

重重困难摆在师生面前

中国政法大学终生教授江平老师当时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在他的回忆中，学校当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有4个方面：

“一是校舍，‘文革’时期学校校区被北京市174中学、北京戏曲学校、北京歌舞团、北京曲艺团等单位占据，校区面积从400多亩缩小成了100多亩。二是图书资料，‘文革’中学校的23万册图书资料被首都图书馆全部接收，虽然学校复办后图书的归还情况比较理想，但很多善本和外文书籍都流失了。三是师资力量，学校复办后大部分老师回到了学校，但他们的学术生涯被迫中断了十多年之久，很多人的知识储备比较欠缺，不能胜任即将到来的教学任务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需求。四是教材，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整个中国也没有一本像样的法学教材，国外教材也来不及翻译，教材非常短缺。”

学生们则对校舍的局促狭小深有感触，79级本科生、现任丹麦豪碧公司总裁的闫计栓回忆道：“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学楼，一个宿舍楼和一个食堂，其他的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据了，住宿条件非常紧张，80级学生来报到时长达两个月只能住在教学楼里的大教室里，80多个人住一间。”由于占据校舍的是北京戏曲学校、北京歌舞团等文艺单位，所以整个校园经常是读书声、唱歌声、锣鼓声相互混杂，回忆起那时的学习生活时，很多同学都连连说到自己是从歌声鼓声成长起来的法律人。

为了改善学校物质匮乏、资源紧张的局面，学校领导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资助，学校在短短4年之内先后“收复”了几栋楼房，又兴建了图书馆和新的宿舍，几年之后学校的校舍问题才逐渐得到好转。而针对师资力量紧张的现实，学校自力更生，采用“自产自销”的方式来应对。79级研究生、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抗美教授是学校复办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她说道：“第一批研究生共35人，分为法学、哲学等5个专业，毕业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留校了，因为学校培养我们的目的就是补充教师队伍，就是为了教学和研究。”至于没有教材的问题，老师们则各自撰写自己的讲义，边将边改，几年之后，讲义逐渐完善，然后就汇集成教材出版。

困境中的蓬勃朝气

学习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同学们都是意气风发，开朗乐观。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国家迎来了发展的春风，进校的学生都经历了十多年混乱疯狂的年代，切身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

79级本科生、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市长白希向本报记者说道：“那时学生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斗志昂扬，求知热情很高。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大家对历史机遇非常珍惜，特别是那些复转军人和参加工作的同学。”

79级本科生、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舒国滢老师提到：“当时同学们课余时间主要就是用来读书，什么书都读，真正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所以4年下来也学习了不少东西。读书之外，很多同学还喜欢体育活动，非常活跃。”在他们的回忆中，当时的校园到处充盈着积极乐观的气息，同学们对个人对国家都充满着美好的期待。

79级本科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社会阅历的差距非常大，有十六七岁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也有已经工作好几年的工人，还有农民等等，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交流上的隔阂呢？79级本科生、现任山西省吕梁市中院副院长郭卫民说道：“虽然同学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在学习和交流上没有多大的隔阂，大家在上课和课余时间都能积极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交流各自的思考。不同的是，年龄大的同学学习更认真一些，对社会的思考更加深入一些。”郭卫民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几乎每个同学都表示年龄差距没有导致同学们之间交流沟通上的任何不便。

师生之间的美好印象

当时的老师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离开教学科研的本职岗位多年，第一批学子们的到来使他们得以重登讲台，传播知识。第一批学子们在他们心中是怎样的呢？

中国政法大学终生教授江平老师对他们印象极为深刻，“当时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年龄差别比较大，文化层次和社会阅历有很大的不同，老师们需要不断摸索适合这样一个群体的教学模式。他们都非常刻苦好学，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渴求知识，提升自己。那时的学生很多具有敏锐的思考力和兴趣，当时有一个学生问我人死后为什么没有权益？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是非常个性化的思维方式，表明他们在思考上敢于突破教条，独立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刘金国教授说道：“他们的成分比较复杂，学生、工人、复转军人等都有，由于社会阅历丰富，他们的素质普遍都高。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堂堂正正做人，江平先生曾教诲他们‘你们不要比谁做的官大，不要比谁挣的钱多，要比谁更会做人’，我想他们没有辜负江先生的期望。”

原文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2009/10/22/content_11700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