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老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自傲，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在致辞中说到：“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力于现代科学。”

杨老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痴迷，最根本的是缘于他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在杨老的谈话中，他提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变化之快，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的进步所流露出的欣慰之情。对于中国呈现的人文气息以及艺术氛围，杨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气象。而隐藏在经济、文化发展繁荣背后的则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崛起。

杨老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对人类历史有最重要影响的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另外两点，一是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强了生产力，二是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第一点容易理解，对于第二点，杨老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它的客观必然性。或许他理解的时候确实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有一点我们也要承认，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以及到最后的崛起都是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进步都昭示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发展繁荣也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必然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记。

对于21世纪中国的发展前景，杨老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乐观的态度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5000年自力更生的成就以及本质背后中国文化传统的韧性。他始终坚信中华民族人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相结合便能造就奇迹。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老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也是从另一个侧面担负起了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饮水思源，杨老把他个人的荣耀归于中西文化的结合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必然是由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来支撑的，若是脱离了这个国家或民族，个人便没了依托和归属感。这无论如何也是悲哀的事情。杨老把自己的这种依托寄予在中国身上，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民族情结是值得称颂的。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亡，则国家亡”。 如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能否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则是很严肃、很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