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韩国宗庙皇家祭祖仪式及神殿音乐已入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中国媒体热烈关切的“江陵端午祭”还在韩国的预备名单上。

许多人不愿意接受一个失去祖先、传说和有意义的经历，而由统一的全球消费者组成的国际社会。强劲的地方文化似乎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我所在的世界可能已变得更加广阔，但是其中仍有我的一块天地。”

———理查德•库林（史密森学会民俗学与文化传统中心主任）

近期，“韩国将申报端午节为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各媒体的热门话题，也顺带烧热了“世界遗产”的话题。

与此对照的是，4月28日至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四川举办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媒体了解世界遗产的申办、审批和保护工作，提高对公约知识的理解。但与组织方派出的强大培训队伍相比，报名参加培训的媒体只有20多家，除中央电视台外，没有其他中央级媒体参加。

本报4月29日推出了“世界遗产在中国”系列报道，我们的记者业已展开了观察中国世界遗产的工作。“五一”长假期间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成为我们的第一个观察对象；我们的记者还参加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听取与会专家对中国与世界遗产的看法。

作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一部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于4月28日到30日在四川峨眉山天颐温泉度假村举办。有感于中国新闻媒体在一些涉及世界遗产报道中不断出现差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特别联合举办本次媒体培训会议，帮助中国媒体记者了解世界遗产的申办、审批、保护工作，增进对世界遗产公约知识的理解。

为筹备本次学习培训，主办单位派出了强大的培训队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官员卡洛琳•珊珂从巴黎赶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青岛泰之、文化专员高桥晓、助理官员裴红叶、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田小刚、科学文化处处长刘疆、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建设部风景名胜处处长李如生、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等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

与到场给记者上课的强大教师阵容不相称的是，前来报名学习的媒体只有20多家，其中电视台只有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四川电视台，其他的均为地方报纸，没有一家中央级报纸到场。场面冷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本次培训不仅食宿自理，还要交学费；另外一个原因是“五一”长假，许多记者已经确定好假期外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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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红婴

5月初，传出韩国将端午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预备项目，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国人闻之，颇为激愤。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理智梳理几个问题，或许更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首先，必须了解和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这是发表观点的基础。

早在1989年10月的《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中，教科文组织就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进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这是《公约》的一个先声。《公约》保持这个精神，继续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公约》认为，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而且“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强调传承性和活力。就端午节以及由其引申出的已经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马头琴传统音乐、越南宫廷音乐、韩国宗庙皇家祭祖仪式及神殿音乐、印尼哇扬皮影戏等遗产项问题讲起。从本源上讲，这些遗产项无疑都是由中华文化脱胎的。但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本土化演变，使之成为了当地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并且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正如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长久的认同，而在印度却没落萎缩，现在印度的佛教徒只有0.5％。我们没有底气说，我们的宫廷雅乐和祭祖仪式是代代相传的，也没有底气说，30岁以下的人都见过传统的热闹的端午节是如何度过的。

《公约》及其配套法律文件要求申报的作品：表明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对保留着的传统具有惟一见证的价值。

《公约》要求缔约国，“促进遗产的承传”，“确保对非物质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予以尊重”，“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并且“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及其习惯法和习俗的情况下，保证为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国作为世界遗产资源大国应当有开阔的襟怀和宽容的态度。根据国际法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我们可以制定和采取相应、有效的对策。比如，与邻国合作。两国或多国合作申报遗产项，是最符合国际法要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向的。

政府间的善意合作，往往事半功倍。这样的合作对各方均有益处。程序上，每个国家每次只能申报一项，两国或多国共同的项目则可以在限额之外申报。实体结果上，则直接增加遗产项的数量。联合申报可以通过：a.缔约国或联合缔约国政府提出；b.政府间组织在听取有关国家的教科文组织的意见后提出；c.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在听取有关国家教科文组织的意见之后提出。

从全部的物质类和非物质类世界遗产看，两国或多国联合申报的成功案例已有19宗，主要分布于欧洲、美洲和非洲。其中，法国与西班牙共享的比利牛斯－珀杜山及美国与加拿大共享的两个冰川公园，都是颇为人们称道的遗产项，它们强调着一项完整遗产的不可分割性，象征着和平、和谐、合作和共存。但综观现有的世界遗产，本应两国共有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的遗产项还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尼泊尔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这个遗产项1979年即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它包括珠穆朗玛峰以南的各种层次递接的地理环境带，有着极高的自然价值。但是，珠峰以北的中国境内的区域却不是世界遗产。珠峰是一个符号，它不应以国界而被切割。地球最高峰居然不是以其整体成为世界遗产的，此为极大的遗憾。迄今，亚洲各国的良好合作还没有进入应有的状态，需要急速跟进，同时也提示着可发展的合作空间很大。

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跨国世界遗产

●伯利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加利弗那语言、舞蹈和音乐（2001）

●贝宁、尼日利亚和多哥：杰莱德口头遗产（2001）

●厄瓜多尔和秘鲁：萨培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现象（2001）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十字架工艺及其在立陶宛的象征（2001）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波罗的海歌舞庆典（2003）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莎玛克姆音乐（2003）

（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