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堂跌入地狱

我在苏联学习五年期间是不可能回国的，公派出国的纪律就是如此。五年思念故土和亲人之情可以想象。为了能早一年回国，我还把原计划六年完成的学业五年内完成，回国前几天真是夜不能寐，心情激动地喊道：“啊，祖国，我回来了！”没想到祖国等待我的是不到一年以后一顶冷冰冰、沉甸甸的“右派”帽子！

多年后有人问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当火车压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前后折磨了我22年！

派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作“母机”培养的，我们也有了心理准备，回国后要去作“母机”用的。要作“母机”当然是去高等学校。毕业前使馆教育处也征求本人的意见，我也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

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到地狱！

我到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后不久，就被抽调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所以真正到学校，已经是1957年初的时候了。

在北京海淀区坐落的八所高等学府当时称为“八大学院”，都是很简陋的。北京政法学院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所谓的街道仍然是土路，但它确实是培养政法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所谓整风，当然是指去掉不良作风，去掉共产党的坏作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揭露问题”，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意见。官僚主义是指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有些人脱离群众，养成官僚习气，做官当老爷；宗派主义，是指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有些人不能和非党人士平等相待，以老干部自居，以功臣自居。当时的整风运动，主要是要人民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批评。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疼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大字报的大鸣大放，“自由论坛”也出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议论。当然，在“自由论坛”上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学生，教职员工中只有少数人在上面发言。

奇怪的是，出现了这么多出格的东西，却没有见到学校领导的有力制止，哪怕是一点点的内部表态。相反，上面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大鸣大放。甚至也有学校领导对我表示，希望我也积极投入这场整风运动，帮助党改正缺点。

后来学校里大字报越来越多，言论也越来越尖锐，有人甚至说学校整风没有整起来，是因为有党棍控制着学校，打出了口号“党棍滚出去”。所以当时院党委领导，也希望像我这样刚从苏联回来的教职工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在那种形势下，大家都天天搞整风，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当时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开始琢磨写张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年了，就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二十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和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为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二十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原文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fxy/content/2011/06/08/content_2726546.htm?node=20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