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0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法治文化培育与文化强国战略“专题研讨会，二十余位专家教授围绕“文化强国”、“法治文化”等主题，开展了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说，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中国政法大学应当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历史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黄 进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我认为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中国政法大学应当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法治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培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经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科为特色和优势的多科性大学，我认为，发挥法大的法科和多学科的优势资源，传承优秀法治文化，创新先进法治文化，践行科学法治文化，普及大众法治文化，培育中国法治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政法大学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光荣的历史使命。

法大对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担当。一是要做法治思想的引领者，二是要做法学理论的创新者，三是要做法律制度的构建者，四是要做法学教育的先行者，五是要做法治生活方式的布道者，法大要引领全社会敬畏法律、信仰法律、遵守法律，让法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

让法治精神得以普遍地实践和实现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李德顺

怎样界定“法治文化”，与我们对概念理解的层次有关。对“法治”和“文化”的理解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层次。但我认为，“法治文化”主要是区别于“人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体系。所以，法治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的事，而是国家政治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实践，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一种法治文化了。所以我理解，法治不仅仅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全国举国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规则，普遍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所理解的法治文化概念。

那么，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社会普遍化地实践和实现，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因为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很复杂，我们就要注意从总体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导向，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通过具体切实的工作，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精神，注重对人的权利、责任的分析与界定。我觉得，法治精神其实就是一种规则意识，就是在具体事情上对人的权利和责任加以具体规定和分析，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规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权责问题上不依法做具体分析，而是感情用事，就是在用一种德治主义否定和取代法治。

理解法治精神，就是要切实倡导公平正义。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为目标，依靠民主和法治来推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进步。

文化强国之强，光有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和很高的文化经济效益是不够的。尤其要在建设当代中国自己的、引领社会思想的法治理念、理论和思想上下工夫，在培养法治建设的高端人才上下工夫，最终实现文化强国、法治强国。

弘扬民族精神 注重公务人员的素质养成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教授 郭成伟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它同国家的物质力量一样，具有富强国家的功能。任何一种文化大体都会有两类内容，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载体形式，一是各种文化载体形式的凝练与升华的思想理论内容。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下，继续推行百花齐放，推动各民族文化载体和各种类型文化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从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上看，光靠基础工程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长远观点，着重对文化所包含的思想理论内容，特别是对其中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研究，以及它的发扬光大。因为后者不仅对前者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将成为我国繁荣昌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思想动力。因此，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应成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公务人员的素质养成是法治文化培育的重点内容。

法治与文化的结合，就形成民族与国家的法治文化形态，它也是整个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现今中国而言，它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从法治文化发展战略上看，必须将公务人员的素质养成列为法治文化的培育重点。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只有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法治文化的培育，才能养成自觉守法、执法的习惯，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公务人员的素质养成，应当从培养职业伦理道德入手，确立公务人员献身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官箴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文化强国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林存光

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强国？我觉得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理念的提出，它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我们自身，国家的治理，我们提出很多治国方略，我们国家在不停地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略来确定发展目标，现在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问题也非常高度和自觉的重视，不管怎么解决，不管采取什么途径，至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开始重视文化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化影响人、影响国家、影响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有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存在。全球化使我们忽然变成了一个球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这个球会消失，这种意识在增强，一体化意识在增强。每个国家和民族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就是文化的自觉意识开始增强，怎么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文化问题的挑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强调文化问题，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理念，是基于文化自觉提出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不能从具体操作层面理解。国家文化问题，必须以一种非常博大、长远的眼光去看，不要看它的成败或者具体的怎么样，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会丢掉文化，要认真研究和对待。

二是文化强国除了具备一种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我觉得前提是需要具备一种思路，理性的文化自信。自信来自哪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自信不可能建立在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上，必须要建立在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上。强调比较理性的一种文化自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要有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和自我理解。所谓的中华文化我个人的理解肯定是广义的、具有包容、开放的文化体系，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化资源。现在把文化问题提到了一个新高的高度，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打造自身的文化形象，传达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文化建设有五个问题不能回避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庞金友

第一，文化机制的问题。要建立文化强国，用什么样的文化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当代西方各国形成了几个主要模式：第一是欧美模式，第二是苏东模式，第三是东亚模式。这三种模式前两种是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理性来分析的，文化是经济、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附属品，文化强国战略是附着在工业强国之上的。只有韩国的模式是真正把文化当成一个战略，只有韩国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强国。这三种模式可不可以理解成中国文化战略可利用的模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文化格局和内容大体三块，中国传统的、现代西方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东西落到中国有一个格局，这种格局我们怎么从当前格局下参考以往的三种文化现代化模式进行选择？在我看来，单纯依靠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文化强国战略，靠什么？要在三者当中找到均衡，这是最基本的。

第二，如果达成了的共识，用哪种文化强国，向哪种文化发展？紧接着出现什么问题？由谁来推动？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文化自然有差异，中国的文化差异有诸多表现环节，主要的有两个文化差异。我最近在读贝尔斯卡特的书，他说以往人们思考文化的时候都是从进步思考，任何一个社会理想、政治目标的实现，不是单靠斗争形成的，必须是社会共同体从上至下，和大众达成共识。我们建立法治文化、必须要形成一种共识。文化改革的方向是福利的还是权利的？是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公平？是追求发展还是追求保障？这些问题国内几个主要的流派有不同看法。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觉不出来，一旦进入政治层面，作出决策的是谁？是精英阶层？如果差异存在，由精英阶层作出的政治决策，文化产品和政治决策很可能不合大众口味，这个差异怎么解决？在我看来可以用这个方法，让大众也参与精英的文化决策，也参与文化发展，让精英和大众坐在一起，对话协商妥协，甚至辩论中共同发展文化，否则不会发展。

第三，文化的多元问题。多元问题实际就是一和多的问题。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靠一种文化还是多种文化？西方已经做过很多探讨了。比如同化模式，用一种主流化吃掉所有其他文化。熔炉模式，将很多文化放在一起，优胜劣汰。还有一种马赛克模式，让文化平衡发展。2011年上半年，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各国首相高调宣布，他们的多元化政策失败了。一个美国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是谁》，质问美国政府，我们还是不是美国人，我们美国有没有主流文化？没有主流文化的美国还是美国吗？我认为，应该让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同时存在。让多种文化同时并存，但是要打造、培育多种文化，官方的和民间的，精英的和大众的要共同存在，和谐发展才行。

第四，文化动力源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动力源靠谁推动？是靠社会、靠国家，还是靠个人？政府以什么样的形象、面孔出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政府职能怎么转变？就是放权，给社会更多的权利，应该让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共同把动力注入到文化变革的过程当中。否则，不会有发展。

第五，文化独立性问题。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文化离经济过近，公益型文化事业和经营型文化产业之间纠结不清。利润成为文化市场的唯一法则，文化市场繁荣了，结果文化精神和文化气节萎靡了。

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治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教授 于 飞

什么是法治文化？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法治文化核心之一，就是依法而治，是社会民众对社会调节方式普遍的内心认同。现在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不是高楼硬件和现代化设施，而是软件、制度和人的精神。美国与德国民众普遍具有对制度的敬畏感和信赖心理，而我们是缺乏的。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理性的制度去调整社会，从而避免了依靠人去控制社会时无法排除的个别人一定会有的缺点和缺陷，这便是依法而治。法治一旦脱离了制度和工具层面，到了文化层面，它的核心恐怕应当是社会公众对法律、对制度的敬畏感、信赖感和依赖感。以此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渴望建立人们合理而稳定的预期。

同时，法治文化中还有一个必须强调的要素，就是媒体反复提到的诚信。诚信是道德规范，法律与道德并非是矛盾对立，恰恰是相辅相成。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诚信原则，该原则在民法通则中位阶和效率极高，被作为帝王条款，诚指诚实不欺，信指恪守诺言。诚信原则使诚信成为一项法律义务，成为当事人行使一切权利，履行一切义务时的行为准则。就像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以诚实者的标准而要求自己，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以及社会利益，从而实现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可见诚信也符合和谐社会的本质。

以诚信原则、供需两组原则为核心，尤其是我们在研究一个世界普遍的一般价值化的民法基本原则，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具体化为一个个妥当的判决，从一个抽象的概括条款到一个具体妥当的司法判决之间的路应该如何追寻，所谓概括条款的具体性。我认为，如果能够将法律程序研究透彻，并真正实践于司法判决中，也就为社会诚信的建立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由此，法律和文化结合起来，法律原则与文化体系结合起来，便落在了社会和民众之间，我想这就是法治文化形成的一种方式。

综上，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而治，尤其是民众对这种社会调整方式的内心认同，诚信是法治文化必不可缺的一个要素，而法学和民法学的研究，正可以为这些核心和要素给予一个有力的推动。

文化强国离不开法治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法治文化在整个文化强国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搞文化强国还是法治国家建设，都应该高度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因为法治文化体现的是法的精神、法的理念，所以跟文化是一体的，跟先进文化、跟文化强国战略是一体的，而且是法国国家实现的必由之路。2008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我们学校视察时曾经和学生座谈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学校大门口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法治天下”。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他说抓住了法治精神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尊严，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段话概括归纳了法治精神的要义。

法治文化就是强调法的权威，法治的权威，就是强调规则的统一适用，强调平等适用，强调程序，强调民主，强调理性，强调尊严。所以如何培育中国的法治文化，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今天在中国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障碍在哪里。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是人治中封建色彩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等级制，这就跟法治所推行的民主平等制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到的封建特权，就跟我们所说的民主的人人享受的人权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说的封建中的专制就跟民主制度、共同参与、沟通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非理性和现在法治所强调的理性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中国要推进法治建设，我觉得的确要改造封建的人治文化来实现法治的要求。如果这个文化不改良、不改进，我觉得整个法律制度像一个大的建筑是建立在沙漠基础上的，是永远建立不起来法律大厦的。但法治文化的建设，或者说封建人治文化的破除，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要破除特权的思想，就会触动某些特权者的利益，要建立平等的民主的文化机制，就要消除等级。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搞法治建设、法治宣传、法制教育，无非是在一点一滴把我们所希望的、期待的理想法治普及给社会公众，但对于这个东西社会公众也好、领导干部也好，不是自动接受的，跟他们的理念、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变得很纠结了。

我认为，在中国培育法治文化，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发挥作用，要看准几个问题，执政者要率先垂范，媒体的传播理性要规则自律，发挥教育的作用，民众要有理性。推动中国的法治文化对整个文化强国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像政法大学这样的机构所承担的责任，的确是很重大的，我们法大应该有担当和责任。（文张国香、高领 图卢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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