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路昌 平

■ 位移

1952年11月，在国家院系调整中，由四所名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汇聚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次年3月，学校由沙滩红楼迁至学院路41号(现西土城路25号)。“文革”开始后不久，在“砸烂公检法”的狂潮中，北京政法学院被撤销，师生星散，校园被众多单位占据，直至1979年秋才恢复招生。1982年，经过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讨论并获得国务院批复，确定以北京政法学院为基础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新的学校采取一校三院（本科生院、研究生院、进修生院）建制，在保留学院路校区的基础上另外择址建设新校区。1985年冬，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在昌平东关（现昌平区府学路27号）破土动工，此处曾是为明朝皇陵培育松柏的苗圃。从1987年昌平校区迎来第一批新生，到1991年新校区宣告竣工，中国政法大学逐渐实现了办学主体及工作重点向昌平校区的转移。如今，昌平高校园区正在建设中，将成为众多院校的新址所在。

1987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名新生在昌平东关的中国政法大学新址参加了首届开学典礼。那时，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整个校园内落成的还只有一栋联合楼、一栋教学楼以及屈指可数的几栋学生和教工宿舍楼，其他地方仍在紧张施工之中，学校正门前还是一条狭窄的碎石路。几年以后，横贯县城东西的那条宽阔的柏油路才从县政府驻地附近延伸过来，新的路段被命名为“府学路”，校园内刚建成的13层办公楼一度成了县城内新的制高点和标志建筑。

首批高校入驻学院路

“在学院路这边，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原设址在沙滩红楼原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搬来最早的高等院校之一。”现年75岁的中国政法大学院退休干部董生林说。在“文革”开始之前，有规划说要将北京的大学外迁，许多学校纷纷前往外地选择校址。

北京政法学院也派出了工作组到外地选址，董生林是成员之一。“我们在太行山东边转了5个县，西边走了8个县，最后选定了陕西绛县临近九源山的一片地方，征完了地，做好了规划。这时，‘文革’开始，人一撤，就解散了。”正因为有这两次参与选址搬迁的经历，后来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建设新校区时，董生林也被动员了过去，主要负责当地被拆迁农民的安置和安抚工作。

1969年秋，北京政法学院各届学生先后离校，学校随后被宣布撤销，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到了安徽“五七”干校。这之后有大约七八个单位进驻了校园，包括海淀艺术学校、北京曲艺团、北京戏曲学校、117中学等等。“‘文革’结束以后，有些单位又利用政法学院的操场等空地建设了一批居民楼，”逐渐切割分离，到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招生时，“原来300多亩的校园已经只剩下了150亩左右”。

“文革”后重建师资匮乏

“1979年，包括北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国几所政法院校陆续恢复招生，但教师们已经分散各处，恢复起来极为困难。”1982年作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中国政法大学筹建的司法部原副部长、后来曾兼任该校党委书记的陈卓说，“1980年进行的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审判中，有正式的辩护律师出庭，这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也显示了我们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决心。但这时，国内却法治人才奇缺，当时的政法教育根本满足不了需要。”

1980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政法的建议，这一提议也得到了胡乔木的赞同。1982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将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建列入了议题。

当年从司法部调出参与筹建工作的吴觉回忆说：“首要的问题是教师来源。当时考虑的是保留北京政法学院的建制，从中划拨出一半教师，同时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并入，另外再从外地调入100名左右。”但是，征求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意见时，两校坚决不同意，最多“可以支援几个人”。从外地原定调入的100名，最后实际落实的也只有80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基建工作人员。

本科生分院另择校址

“在这种情况下，筹备领导小组最后决定以北京政法学院为基础，并入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校，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新的学校采用‘一校三院’制，北京政法学院原址作为研究生院，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校作为进修生院，再另择新址建设本科生院。”吴觉说，“最后实际上等于原北京政法学院的扩大和升格。新建学校也变成了重新选择校址，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学主体和工作重心进行转移。”

“中国政法大学筹备时，中央和国务院刚刚批准了北京市的总体规划，规定原则上一律不能在市内建设大型学校。”当年从西南政法学院调入参与筹建工作、后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张廷斌说。从天津调入的筹建工程指挥部副主任、总工程师葛俊民则听说，对于迁址郊区，许多教职员工都很不情愿，“有的甚至说就可着老校区这块地方往高处盖大楼就行了。当时也的确就老校区这片地方搞了一个方案。方案送到北京规划局，规划局一看就火了：‘你们想干什么！’”

的确，那时中国政法大学确定的规模是招生7000人（进修生除外），其中本科生5000人、研究生2000人，而学院路的原北京政法校园面积只剩了大约150亩。另外，当时，部分单位还滞留在校园中，占据着校舍。陈卓回忆，1987年昌平新校区开始招生之前，在学院路校区，不少课程只能在走廊里上，连图书馆阅览室都被改成了宿舍，“每个阅览室住七八十人”。“往外发展也是迫不得已。”葛俊民说。

新校区落地昌平卫星城

考虑到离市区较进，交通相对便利等因素，最开始的选址本来在大兴黄村一带。吴觉回忆：“所需的500亩地都征完了，规划红线也都划定了。”但是，地质钻探的结果发现，这里的地下水却含有酚和苯，经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检测，证实此处不适宜作为校园。此外，这里地处燕山石化的下风区，空气污染较重；京沪铁路经过附近，每天近200次列车，会严重干扰校园的宁静，“而且，这里还是南苑机场的试飞区。想想军用飞机成天轰响着在学校上空盘旋，这哪里是可以安心教书学习的地方？”

“大兴和昌平是当时北京划定的两个卫星城之一。大兴不行，大家就转向了昌平。现在已有高校进驻的沙河也曾经是考察的地方之一。不过当时，这里虽然比昌平县城离城区更近一些，但配套设施却严重不足。最后便选定了昌平东关这片地方。”

“这里当时有东关二街和松园两个行政村，居民不多，拆迁范围不大，土地平坦，背倚军都山，而且松园这里明代就是为十三陵培育松柏的苗圃，水质较好。”在吴觉看来，选定的这片地方是一处理想的校址。

毕业多年的1987级学生重返昌平，在学校主路的尽头、体育馆门前立起了一尊奋力前突的金色铜牛，或许为了追怀那段“筚路蓝缕”的时光，他们将之命名为“拓荒牛”。因为地处连通办公楼、图书馆、教学区、运动场和宿舍区的核心点，而今，这尊雕塑早已成了校园内最显著的标志，“牛前见”也成了学生们最常用的聚集和约见“暗语”。

原文地址：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11/04/content_25701.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