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法律专业学位教育回顾与前瞻”圆桌会议在海淀校区科研楼二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圆桌会议是法律学院举办的“法律专业学位教育三十年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建院20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环节。来自国内外高校、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法律学院院长许身健为圆桌会议开场，优秀校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持人屠化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潘剑锋、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王晨光与许身健共同与谈。三位法学教育专家围绕法律专业学位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深度对话。
溯源：从文明脉络到时代动因
会议伊始，屠化以“法学教育渊源”为引，开启历史维度的探讨。王晨光从全球法治文明视角切入，梳理出贯穿人类社会的法律治理脉络：中国春秋时期法家“缘法而治”奠定治理根基，“外儒内法”的传统让法治从未断绝；古罗马法通过博洛尼亚大学等高等学府传播至欧洲，成为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共同源头，即便在英国剑桥，《罗马法》至今仍是法学院必修课。他特别指出，现代社会成文法与普通法不断融合，中国的司法解释体系正是这种融合的生动体现，“法律不是孤立的规则文字，而是社会经验的浓缩”，为理解法律专业学位教育的必要性铺垫了文明底色。
潘剑锋则聚焦1995年法律专业学位设立的时代动因，将其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紧密关联：“90年代初经济提速，法律需服务于经济发展，复合型、实践性法律人才成为刚需。”他以数据勾勒三十年发展轨迹：从最初8所院校、年招生700余人，到如今约290家培养单位，累计培养人才约30万，但成绩背后暗藏隐忧——“法律职业人口结构失衡，缺少优质法律人才，普通人才已不紧张”，这一尖锐判断直指当前法学教育的核心痛点，为后续讨论锚定问题导向。
现状：直面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作为全国唯一以培养法律专业学位人才为目标的学院院长，许身健以“琢玉成器”为喻，点明法律院校的核心使命：将非法法硕研究生这块“璞玉”打磨成具备核心法律技能的法律通才，之后在法律职业工作中历练为法律专才。许身健坦言，当前法律专业学位教育最大的难题是“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很多院校热衷签协议、建基地，搞形式化的实践教学，没有建立扎实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针对新设的法律博士项目，他强调必须与学术学位教育“划清界限”，分类培养，两者的区分就如同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博士与临床博士之分野。要用于探索以实践成果作为毕业要求，“这需要打破常规，按照《学位法》要求，进行探索创新”。
王晨光进一步剖析法学教育的定位之争，结合自身经历反思：改革开放初期，法学教育曾偏向将法学视为“纯科学”，着力培养“法学家”，却忽视了法律的实践属性。“有位教国际商法的老师坦言，教了一辈子却没见过真正的信用证，这样的教育如何能培养出经世致用的法律人？”他指出，法律是“社会经验规则的高度浓缩”，脱离社会现实的教育，只会让学生沦为“掌握术语却不懂实务的空谈者”，这也正是法律专业学位教育必须突破的困境。
破局：从课程改革到模式创新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三位专家分享了各自院校的改革实践。潘剑锋详细介绍北大法学院2011年以来的教改“抓手”——以课程设置为核心，两年内落地六门案例研习课，联动香港大律师公会、国际律所及北京律协、法院等实务部门，开创“双师同堂”模式。“刑事辩护、合同法实务等课，法定60人却挤满100多人，听课要‘走后门’”，他强调教改的底层逻辑是“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实事求是”的规律，“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是法学教育的敌人，不打倒它们，改革就是空谈”。
屠化以亲历者身份补充，在许身健的法律诊所学习时，每周在昌平主楼地下室接待真实当事人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把法学知识与普通人的情绪、诉求关联起来”，这种体验至今影响着他的法治节目制作。许身健则以自身经历说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差距，再次用实例凸显理论与实践的落差。他提出，真正的实践教学应是“体验式”的：像医学临床教育那样，通过法律诊所培养学生践行职业伦理，通过模拟谈判、调解、仲裁、论辩等课程提升通用技能，“现在很多院校不重视法律文书写作、谈判技巧，这恰恰是实务最需要的”。
针对“法律硕士教育是否沦为本科‘回锅肉’”的尖锐提问，王晨光直言“师资有限导致课程同质化”是普遍问题。他以美国税法教授将住宅申报为“核桃园”合理避税的案例为例，呼吁法律硕士、博士教育应聚焦“经验总结”：“学生有丰富实务经历，教育要帮他们从‘狗熊掰棒子’式办案，转向提炼规律、形成方法论”。他特别期待法大法律博士项目打造“教学相长”平台，让学生分组分析案例、反哺教师实务认知，“法大作为法学教育的‘大殿堂’，完全能总结出可复制的经验”。
前瞻：AI时代的机遇与坚守
谈及人工智能对法律专业学位教育的影响，王晨光态度明确：“必须拥抱AI，但不能被AI替代。”他预判，AI将替代基础法律研究等重复性工作，比如“无需再把基础检索外包到印度”，但法律处理的“人间疾苦、利益冲突”，需要人类的判断力、同理心，“AI能预测结果，却无法评判公平正义，这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核心”。
潘剑锋回归教育本质，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核心是提升学生的“悟性”——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北大暂未招法律博士，就是要谨慎，不能让高学费变成‘失望费’”，他强调培养人才要“认真想、扎实做、长期坚持”，让更多人参与教改、形成传统，“法学教育才有希望”。
许身健院长则以“法律职业是后天习得的艺术”作结，指出AI时代法律人的核心竞争力是“创造性解决问题”：学生对法学教育的期待和呼声能倒逼法学教育改革。中国法律专业教育的希望，就藏在直面问题、踏实创新的每一步里。”
一小时的对话意犹未尽，却清晰勾勒出法律专业学位教育的破局路径：既要以课程改革填补实践短板，以模式创新回应时代需求，更要在AI浪潮中坚守“培养健全法律人”的初心。这场思想碰撞，不仅是对三十年教育历程的复盘，更为未来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唯有扎根实务、以学生为中心，才能培养出真正回应社会需求、支撑法治中国建设的高素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