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是一名法律人开始。

人的理想一辈子可能有许多次变化，我最小的时候想做一名主持人，那个时候觉得站在舞台上，被镁光灯笼罩是一种幸福而骄傲的事情，伶牙俐齿的控制全场的感觉很奇妙。和名人对话来去自如，认识很多社会名流的同时自己也就跻身了上层社会。后来，过了变声期发现自己的声音越发的粗哑，而身材和容貌也距离一个主持人渐行渐远。反思起来觉得这个工作实在也疲惫，每天都处于强压之下不容失误，而期待中的和家人朋友坐在电视前看自己主持的节目似乎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与生俱来就很强烈的虚荣心罢了。

接下来热情又被记者这个行业触动，新闻记者、战地记者、体育记者都曾经纳入过考虑范围。在摄像机前面一针见血的问出听众想要了解的问题，穿梭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大街小巷，我想过用自己的方式呈现一个世界。然而，天生的惜命情结让我也与这样的职业渐行渐远。

第一次考虑作律师是初二的一个下午，不是电视剧的桥段，不是电影的某帧，甚至也不是受任何人的影响。一切开始于一张报纸，什么案子，谁出庭做的代理人都记不得了，大概是一个贪污的官员雇用了当时很有名望的律师为他出庭并且胜诉。年轻的我十分愤怒而憋红了脸，我曾经因此试图和很多人讨论律师的职业道德这个问题，而这个话题实在没有市场，所以让我一直纠结而得不到答案。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骄傲的说，如果我成为了律师，我不会为任何犯罪的罪犯辩护，我会伸张正义，让所有犯罪的坏人都伏法。这个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了很多年。

高考前，虽然我首选的专业并不是法学，但是我仍然阴差阳错的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我初中的时候最想就读的学校。当我报道的第一天，站在法大门口，我摸了一下校牌，带着苦笑对自己说，可能这就是执念、缘分一类的东西，让我来到这里，所以我要接受。

两年的经历让我的思想有了彻头彻尾的变化，正义观，职业道德这类的问题两年来越发的缠绕着我，我不停的在当下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间穿梭，仍然在为那个问题纠结。但我的答案已经不一样了，并且越来越坚定。没有谁必须立即执行死刑，没有谁十恶不赦，自由刑不是宽恕，也许是种更久的反省和悔悟。如果你是一名合格的律师，你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为你的当事人负责。我听过刑辩律师未来的讲座，我去过舆论对司法公正性影响的论坛，我经历过刑事诉讼法学的课堂，我读过林达著作中关于“辛普森案”的描述。大众对于司法的期待和想法与法律人的想法和思维实在存在了太多出入，而我在经历过矛盾纠结后已经渐渐蜕变为真正的法律人。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律师职业道德就像是一层窗户纸，捅破它才算真正的成为一名法律人。我想这也是我上大学来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某部法中的哪一条，而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

我会偶尔刷微博，去一些论坛，看一些现实中发生的种种。我也会在图书馆安静读过我的一天，看看一些“黑纸白字”的法条。我明白进入社会后，我会经历更残酷的洗礼，而确实有很多人在耳濡目染中失望甚至同流合污。可是我依然信仰正义与公平，我会抱着一颗赤诚的心，一种坚定地信念去坚守法律人的职责。因为我相信四年的法大教育会把一种精神植入我的血脉，这种精神会在身体内流动，经过心脏，刻骨铭心。

我是法律人，他是经济人，她是诗人，他是运动员，她是记者……我们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因为某个选择而踏上某条道路，误打误撞，或是执着追寻。我只是单纯的想，如果每个人都全心投入这个行业，热爱自己的行业，把自己的职业作为事业，作为信念，矢志不渝的践行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时的理想，每个人的蓝图都会是美好而斑斓的。而中国梦，就是每个人美好蓝图的拼接融合。

在我是一名公民中沉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这个身份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决定了，黄皮肤、黑眼睛，有户口本，有身份证号码，有一个饱含父母期许的汉语名字。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我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读过高中，考入了重点大学。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家庭小康，没为吃穿愁过。如果我能发声，我多会抱怨中学时代课业繁重或是大学的硬件能不能更加完善。

同样，他也是中国公民，但他只收过“九年义务教育”，没读过高中，从小生活在农村，家境贫困，世代耕种。如果他能发声，我想他的声音必定与我不同。

我和他，我们，都是出生在90年代，没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没上过山下过乡，不知道什么是知青，没见过改革开放的浪潮，只是享用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申奥成功的时候我们还小，举办奥运的时候我们在成长。

而他们，我们的父母们，出生在50或60年代，他们有的读了中专，有的后来考上了大学，深刻经历过改革开放，感受着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他们当中年长的做过知青，有一段不能忘怀的记忆。

我们的祖父母们，出生在30年代，从十四年抗战到新中国建立，他们讲起以前的故事来都滔滔不绝，他们有的没读过几年书，有的人甚至会说日语和俄语，他们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孩子都是接生婆来接生的，年幼的孩子要穿年长的孩子穿过的衣服。

未来还有好多人，没见证过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

社会上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转变成多个角色，代表所有人发声。他只能代表自己和一部分与自己相似的人。就算调研、采访也只能知道另外一个人生活的点滴、片段，细节和习惯这种东西都是融入人的性格中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接触就能体现的。就像一个城市出生的孩子永远无法想象有些孩子上学要走三个小时，淌过河流，自己带米去教室做饭；就像60年代的父辈永远理解不了独生子女们没有兄弟姐妹的寂寞和孤独；就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庭条件好的人永远无法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北漂”，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怎么就那么难。

今天降雪了，上班族会抱怨路况太差，孩子们会跑出去打雪仗，而农民会舒心的感叹“瑞雪兆丰年”，来年春天的土地不会太旱。今天蔬菜涨价了，工薪阶层会踌躇着买一些质量稍差的菜，而富裕的家庭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一点点的变化。今天一个电子产品公司出的一款新产品在大陆上市了，有的人会连夜到专卖店订购排队取货，有的人根本不知道，用着落后了好几个版本的手机，生活照常进行。

如果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年龄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针对国家大事，还是仅仅因为白菜的价格上涨。民生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每个人，如果都能铭记自己的身份，不是教师、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主持人；不是父亲、不是女儿；而是一名公民。真切的去履行自己公民的权利，遵守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义务，可能整个中国就会大有不同。

市长的城市规划里需要每个阶层市民的规划，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每个公民的发展方向。公民意识的觉醒或许是中国梦实现的第一步，而且是最坚实的最有价值的一步。

我是法大的未来法律人，法大有很多个我，我们想为法治昌明，实现公平正义献身。我是中国公民，中国有很多公民，我们想为民族复兴大业尽力。

中国梦，不是中国的梦想，而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